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身份认同——以英和日记为中心

雍乾以降,在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的碰撞博弈中,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其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的选拔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内务府索绰络氏是清中期最重要的满洲科举世家,嘉道重臣英和是其家族代表人物。英和的性格塑造与宦途穷通,与其身世背景关系密切。他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之中,从《奉使陕甘日记》《壬戌扈从随笔》二种日记史料即可见其一斑。

清代刑部官员的形象:自我期许与外部评价

一般认为,在古代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中,从事司法工作往往与深文苛酷联系在一起,执法越是严密,就越是刻薄寡恩。可是,古代执法者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和工作的?他们的看法与外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这些问题迄未受到认真的对待。研读清代资料可知,雍、乾以后,刑部法律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法律最精的官员多系科举正途出身,兼有儒生与法吏双重身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群体的自我认同。他们把惩罚人与拯救人、读儒书与读法律、做俗吏与做青天、惩强暴与积阴功的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具有某种专业认同的性质。但是在儒家观念起主导作用的形势下,其他士大夫则仍然对他们持有刻薄和"精明自用"的批判态度。刑部官员的自我期许与他们在其他士大夫心目中形象的差异,主要基于职责的不同所带来的心态的不同。由于君主对刑部施压的不断加大,这种差异也随之加大。这是清代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刑部在法制体系中地位空前提高在官员心态上的真实表现。

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堂官作为部务的决策者,对本部的政务与人事两方面都负有责任。刑部堂官的人选,清初以开坊翰林为主,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兼用翰林和本部秋审处出身的司官。此外,刑部又形成了由"当家堂官"在部坐办看稿的行政模式。晚清当家堂官的权力愈发集中,诸堂"因其人而生权力"。除"六堂",刑部在乾隆以后还长期存在大学士管部的情况。乾隆年间的管部大学士掌握部内人事大权,嘉庆以后则逐渐虚化,对部务的干涉较少。总的来说,清代刑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人事安排符合刑部执法谳狱工作的需要,有助于推动刑部的法律专业化进程。

清代法制体系中“部权特重”现象的形成与强化

从清军入关到乾隆中叶的一百余年里,王朝的刑名制度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顺治年间全盘接受明制。康熙初年强烈逆动进而形成以刑部为轴心,各层面高度集权、上下相制的新朝新体制。到雍正年间,王朝着手对刑部这一已经成为刑名系统中地位最重,但碍于旧规模不能适应新角色的机构进行了渐进、深入、细化的改革,如提高部员文化素养和法律素养、变革司官升转途径、调整部内官吏关系,以及改善部臣与督抚关系等等。乾隆以后,随着律例馆和秋审处二机构运行机制的完备,刑部得以承担起"天下刑名总汇"的重任,并开始主动向整个系统扩散积极影响,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样一个过程,是王朝在坚持强化旧体制的同时成功统治一个人口资源矛盾空前的大帝国的重要保障。

核心—邊緣:乾隆朝“出旗爲民”研究

"出旗爲民"是乾隆朝一個重要歷史事件。清王朝以八旗立國,入關之後對旗人一直施行"包養"與"隔離"政策。康熙中期以後,國家有限的財政支出無力供養日益孳孽的旗人,出現了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乾隆年間,統治者試圖通過令處在八旗内部政治、經濟邊緣地位的中下層漢軍旗人,旗下開户人出旗爲民的辦法,緩解這一問題。出旗的完成是八旗組織從擴張轉向收縮的標誌,並促成了清王朝軍事布局的最終確立。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

“部駁議處”制度下的清代刑部與地方法司

清代刑部對地方刑名事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部駁議處"制度當中。"部駁"是對案件的駁審,多就地方諮、題、奏案中引用例案不當之處而駁,亦有少量就案件情節不清之處而駁。部駁經皇帝確認後,刑部有參劾承審錯誤的地方官、建議吏部將其照例處分的權力,謂之"議處"。參劾承審官雖然只是刑部的附帶職責,但對地方官的仕途前程影響巨大,迫使其對"部駁"案件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部駁議處"制度的正面意義在於促使地方官、幕、吏配合理刑,以免"干駁",推進了地方刑名領域的專業化,對抑制一省之内大小官員串通包庇的體制弊端起到一定作用。但亦有造成地方官考績壓力過大,爲規避處分而疲于應付,甚至通統作弊以掩蓋已過的問題。

“国事误于正人”:庚子主战派的错位认同——以刚毅、赵舒翘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里,刚毅、赵舒翘是庚子主战派在清廷中枢的最重要代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他们仍然活跃在旧式行政领域,是传统技术官僚在晚清的余绪。二人均起自寒微,凭借个人努力,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刑部获得快速升迁,继而外升内调,在甲午、庚子之间先后入枢。这样的出身背景、仕宦经验、性格作风,塑造了他们勤于吏干而昧于大局的思想认同,最终迷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成为庚子"祸首"。刚、赵等庚子主战派的认同悲剧,酝酿于鸦片战争后民族主义与近代化追求的相互角力之中,前者始终在道义上占据上风,戊戌以后沦为权力的木偶,汇入民粹主义的洪流。而随着庚、辛之后主流舆论的彻底转向,庚子主战派冥顽保守的历史形象也被日益固化,其在传统领域的治绩不再为人关注。

张祖基及其《宦海闻见录》初研

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宦海闻见录》是一部记录清朝嘉道年间官场百态的笔记类文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因其仅存残本,作者阙如,题名著录有误,而湮没无闻,未被学界利用。经考证得知,该书作者名张祖基,直隶沧州人,历任山东、浙江两省知县,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尤其精于谳狱。该书所记系作者一生宦海闻见,诸事皆有所本,是“嘉道中衰”的官场镜像。作为一名毕生沉沦下僚的能吏,作者以基层官员视角表达对王朝政治的看法,剖陈与上司同僚的互动,整部著作将强烈的个人色彩寓于时代大势之中,是微观史研究的经典史料。

制变与处常——孤勇者吴堦的跌人生

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的“癸卯之变”,创造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独树一帜的“斩首行动”。当时,七十徐名天理教徒在内廷太监引导下,从东华、西华二门突人大内,杀死四十一人,给自翊治世的清廷上下迎头痛击。从避暑山庄返京后的嘉庆帝痛心疾首,颁示《遇变罪己诏》,在自责德凉愆积的同时,怒斥群臣因循怠顽、忽悠为政,酿此汉唐宋明未有之激变。

从乾隆年间《永乐大典》被盗案说开去

《永乐大典》是一部卷浩繁的大型官修类书,全书以韵统字,事从其类,计合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〇九十五册。书系写本,告成于永乐六年(1408),又于嘉靖时重录副本,抄录工作完成于隆庆初年。副本的形制、册数均与正本相同,其开本宏大,外以黄绢包背,装顿之隆重气派,实是皇家威仪。

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

清代以刑部为"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司官的法律专业化水准于国家治安干系重大。雍正及乾隆初年,刑部内推动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司官的选任、补缺方式、差委情况均发生变化。在此之后,刑部司官的入部年龄降低,在部时间延长。司官的部内地位在"缺"和"差"的双重作用下赫然分为两个阶层,堂官对司官仕途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初入刑部的年轻司官为了获得堂官的赏识,在部内"日治案牍夜读律"。他们努力弥补入仕前法律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使刑部的法律专业化水准迅速提升。

清代“独子兼祧”研究

"独子兼祧"是中国传统宗祧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在清代,"兼祧"作为一种民间立嗣方式,最终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经过了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复杂过程。本文旨在运用判牍文书等原始史料,以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讨论"独子兼祧"与其前身"独子出继"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国家法律的跟进变化,及其所反映出的清代立法、司法与社会生活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清代刑部官员的法律素养

清代刑部官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这在法史学界已成共识,并有专文论述。但刑部官员的法律知识究竟从何来,达到怎样的水平,尚少具体研究。事实上,囿于科举考试的选拔方式,刑部官员在进入刑部以前很少能接触到法律知识,只有少数官员通过家学渊源在入仕前就曾学习律例。大多数没有律学基础的官员,在进入刑部后"日治案牍夜读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知识,并在刑部内形成了积极的学习风气。刑部官员在读律用律的同时利用工作之便编纂了大量律学著作,使刑部成为法律知识传播的大本营。这些著作在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官员、幕友等法律工作者学习法律的教材,也是其他律学著作资料的主要来源。

“吏无脸”——清代刑部书吏研究

清代政治,有"与胥吏共天下"的特点,其中权势最盛者,当推中央部吏。清代部吏已形成职业垄断,又利用行政程序,代"所学非所用"的官僚士大夫发布、执行政令。六部中以刑部专业化水准最高、政务最为繁冗,但刑部书吏恰恰地位最低,舞弊问题最少。盖因刑部在雍正以后调整了行政运作程序,又能调动司官的能动性,改变了部内官吏关系所致。

清代刑部满汉官关系研究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权责甚重。部内满汉官并设,满汉关系对刑部的政务运作有着重要影响。有清二百多年,各阶段的刑部满汉关系表现不尽相同。清初,部内满汉之间矛盾较多,交流不畅,刑部采取的是满汉分治的管理方式。雍正及乾隆中前期,刑部满汉双方语言隔阂消除,但汉官办理庶政,满官决策大案的基本模式仍然延续。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刑部满汉官权力相对均衡,在打破了"汉人不办满事"旧例的同时,所谓汉官办庶务、满官决大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起来。晚清满汉堂官之间几无畛域,所有堂宫唯律例最精的汉堂官马首是瞻,是为"因其人而生权力"。

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

一般认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用于君臣之间秘密沟通的文书——奏折开始使用，“它的确立不像某个衙门的设置，似乎是无形，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一般衙门的兴废，他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实行，是官僚政治的重大变化。

英和日记史料价值刍议——兼谈《恩福堂诗钞》的成书过程

英和是嘉庆、道光年间重臣,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代表人物,《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是他的两部日记手稿。《壬戌扈从随笔》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记为嘉庆七年(1802)英和随扈嘉庆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诸事;《奉使陕甘日记》现藏国家图书馆,所记为嘉庆十一年(1806)英和偕内阁学士初彭龄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两部日记基于其原始性、主观性、细节性的文献特点,具有激活清中期政治史、制度史、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价值。将其中记录的诗作与英和诗集《恩福堂诗钞》稿、抄、刻本进行校勘比对,亦对理解《恩福堂诗钞》各版本成书过程有所帮助。

晚清地方司法的败坏——以河南镇平王树文顶凶案为例

咸丰改元伊始,全国各地就纷纷陷入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当中。太平军、捻军,以及各省大小不一的武装起义、暴动此起彼伏,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猛烈冲击。尽快将各地的武装起义镇压下去,是清廷各级政权的第一要务。此前在局部地区、有限时间内的＂就地正法＂迅速全面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