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多原发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乳腺癌多原发癌(multiple primary cancers,MPCs)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收治的226例乳腺癌MPC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226例中74例(32.7%)为同时型MPCs,152例(67.3%)为异时型MPCs。在第二原发恶性肿瘤中甲状腺癌最常见,为90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84.75(4.1~384.5)个月,226例患者的3年及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1.7%和82.9%。乳腺癌MPCs患者的病理特征以肿瘤负荷大(65.5%vs.34.5%,P=0.005)和ER受体阳性(76.1%vs.23.9%,P=0.046)多见,异时型MPCs更倾向于高龄人群(62.4%vs.37.6%,P<0.001)。无淋巴结转移(95%CI:0.341~0.932,P=0.025)和异时型MPCs(95%CI:0.033~0.220,P<0.001)患者预后佳。结论:甲状腺是最常见的第二原发肿瘤,肿瘤负荷大及ER受体阳性患者易发生乳腺癌MPCs,高龄患者易患异时型MPCs,有无淋巴结转移和MPCs的类型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肺肉瘤样癌脑转移的高危因素及预后分析

为探索肺肉瘤样癌临床特征与脑转移之间的关系,建立预测肺肉瘤样癌脑转移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并分析肺肉瘤样癌脑转移的预后。研究纳入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816例肺肉瘤样癌患者,收集其临床特征与预后数据。根据是否出现脑转移将患者分为两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脑转移发生的高危因素,并构建预测列线图,使用C指数、校正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来衡量列线图的检验效能。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进行肺肉瘤样癌脑转移患者的预后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是否接受根治性手术为肺肉瘤样癌患者发生脑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基于此构建了肺肉瘤样癌脑转移的概率预测列线图,C指数为0.768,DCA显示净收益率高,模型临床效能较好。脑转移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在脑转移基础上合并肺内转移的患者相较于合并其他部位转移的患者OS和CSS明显更差。

围手术期放疗对局部进展期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预后影响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放疗对于局部进展期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生存及治疗方式的影响,为该类患者的临床治疗策略和预后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通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EER)数据库,收集了2010年至2019年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新诊断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数据,收集其临床特征、治疗相关信息与总生存等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神经内分泌癌组及神经内分泌瘤组,并根据是否接受放疗及放疗时机等进行分层。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使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接受组间患者的生存情况。结果本项研究纳入了141例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其中86例患者病理诊断为神经内分泌癌。共有53例患者进行了围手术期放疗,其中术前新辅助放疗患者30例。白种人(46.2%vs.20.8%,P=0.006)、病理为神经内分泌癌(54.7%vs.10.9%,P<0.001)患者选择围手术期放疗的比例较高。在对合并治疗方式的影响上,大部分接受了围手术期放疗的患者未行保留肛门根治术(27.7%vs.62.5%,P<0.001)。与放疗患者相比,未放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明显更长(87个月vs.34个月;P=0.01)。结论接受围手术期放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有着更低的总生存,进行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的概率也没有因放疗而增加。

肿瘤免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严重程度与外周血CD8^(+)T细胞水平的相关性

目的:探索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中CD4^(+)、CD8^(+)水平的动态变化与免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发生及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纳入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该院肿瘤内科178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实体瘤患者。其中发生irAEs的患者32例,对比分析其ICI治疗前及发生irAEs时的CD4^(+)、CD8^(+) T细胞水平的动态变化与irAEs的发生及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ICI治疗前与发生irAEs时,患者CD4^(+)、CD8^(+)T细胞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ICI治疗前,发生1—2级irAEs患者与发生3—4级irAEs患者的CD4^(+)T细胞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74 4)。ICI治疗前,发生1—2级irAEs患者与发生3—4级irAEs患者的CD8^(+) T细胞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 2),发生3—4级irAEs患者的CD8^(+) T细胞水平更高;CD8^(+) T细胞水平>35%的患者与CD8^(+) T细胞水平≤35%的患者发生irAEs级别组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CD8^(+) T细胞水平>35%的患者中发生3—4级irAEs的比例更高。结论:实体瘤患者使用ICI治疗前外周血中CD8^(+)T细胞水平与irAEs的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当CD8^(+) T细胞水平>35%时,提示未来发生3—4级irAEs的可能性增加。

浅谈双因素理论在政府公共服务人员激励中的应用

一、双因素理论基础 双因素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他在企业调查中发现，职工举出的不满的项目，大都与他们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有关，而感到满意的因素一般与工作内容或工作成果有关。由此，他对满足职工需要的效果提出了‘馓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认为仅是满足职工的需要还不能排除消极因素，应当注重“激励因素”对人的作用，这样才能使满足人的各层次需要的工作收到提高生产率的实效。

国际乒联亚办花落沪城，华语网站传播乒乓文化

自从2005年2月以来，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奥林匹克俱乐部每天按时出现几张新面孔，他们搭电梯到3楼，然后直走，再左拐到达第2个房间，房门上一个国际乒联绿底白宇的醒目标识立刻映入眼帘，这间房就是国际乒联亚洲办事处办公室。其实，为了更好地促进与亚洲各乒协间的联系，早在2004年国际乒联就有了在亚洲设立办事处的构想。之后，随着2005年上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迫在眉睫，2008年北京奥运会又日益临近，国际乒联的这一意向就更加地坚定和清晰，最终在中国乒协和上海市体育局的大力协助下国际乒联亚洲办事处在这里安家落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