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吹发展生产而实录——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

在《史纪》中,《货殖列传》是一篇令人刮目相看的奇文。与一般列传不同,它不拘泥于某人某事,也不囿于某一时代或地域。它所写的人物,上起春秋,下至汉代;它列举和剖析了我国先秦至西汉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深刻地阐述了它们的规律性。为发展社会生产而鼓吹,给那些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所作为的人们高唱赞歌。这在我国史书中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了司马迁敏锐的时代触觉和非凡的见识,体现了伟大的实录精神。钱钟书先生认为:“斯《传》(指《货殖列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钜胆,洞达世情,敢质育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管锥篇》第一册)

散原“袖手”别说

诗人陈散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连遭革职与丧父等等打击。此时，散原的“袖手”，应作如何理解？颓废乎？悲愤乎？

“实录”:《史记》的神髓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史文并茂,前无古人。它是对先秦史家“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是“实录”精神的伟大结撰。“实录”是其神髓,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这部巨著卓然特立而为“史家之绝唱”。最先指出《史记》是一部“实录”的,是扬雄,而作精到阐释的则是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以为班固这个评价,抓住了《史记》内容上最本质的特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某些现状及根治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学语文教学拨乱反正,百废俱兴,语文教学研究和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人数较多,范围广,声势不小,刊物如雨后春笋,成果如秋夜繁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拙文不拟赘言。 愚意以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走过漫长而崎岖的路,却似乎没有很好地进行总结,认真反思,眼下虽然队伍已经浩浩荡荡,但步子还是迈不开。“高考”那根指挥棒,事实上享有着最大的权威,它左右了语文教学的方向;而具有真正权威价值的“语文教学大纲”,反而被弃之一旁,失去了它的权威色彩。

寓清醒于狂乱 借狂乱以抒愤——重读鲁迅《狂人日记》的思考

列夫·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任何作品,要想成为一部好的作品,就应该……是作者心灵的歌声。”“真正的诗人是情不自禁的,或者是怀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燃烧别人的。诗人的全部工作就在于此。”(刘保全、苏许仙编《写作趣闻集》)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称为“作家心灵的歌声”,“燃烧自己并燃烧别人”

《通书》——通篇喻教之奇书

周敦颐的传世之作《通书》,全文并不长,为2832字,分为40章,每章都有标题。《通书》因文字过简,涉及的问题很多,因而难于把握。朱熹在《通书后记》中谈到研读《通书》的三个阶段:“朱熹早岁时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初有所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为之愈深,而不我欺也。”朱熹研读、考订此书前后达三十年之久,我们今天读到的《通书》,就是经过他最后编定的,其用功可谓勤矣,然而对于其“宏纲大用”不敢自认为都搞清楚了,于此可见《通书》之深奥难读了。

同光体诗魁陈散原及其家族略说

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长河中,父子、昆仲具为俊秀而史册并载的,不乏其例。前者如眉山“三苏”,后者如公安“三袁”等。然而,祖孙三代劬学好古,博文通艺,固多俊彦,比较起采,却要少得多。修水县陈散原一门三代四杰,是其中的佼佼者。陈三立其父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清末举人,维新派,是著名的维新政治家、教育改革家。陈宝箴1895——1898年在湖南巡抚任内慨然以当地开化为己任,与黄遵宪、江标、

关于《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给司马光回过几封信?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用书信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说理散文,它语约义丰,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庸懦士大夫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时任谏议大夫),一方面上表神宗皇帝,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