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侵权的判定路径

本文以发型、服装、试题等若干有争议的著作权客体作为切入点,类型化地探索著作权侵权判定的路径。路径一是作品的适格性审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智力成果理应是独立、稳定存在的,它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是适格性审查的基本标准。路径二是作品的功能性区分。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某些产品可能凝聚着多种知识产权,但如果其表达形式只是结构和功能所决定的,不符合"分离特性与独立存在"原则,就不应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路径三是剥离作品中的公知因素。独创性是与公知因素相对而言的概念;保护期限届满后,作品将进入公知领域。公知领域中的知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路径四是作品的合理使用豁免。是否为合理使用,可以从使用作品的目的正当性、使用作品的程度,以及从被使用作品的性质、对被使用作品的影响等方面把握。当然还有其他路径。文章以利益平衡为脉络,结合多个司法案例,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用类似于"剥笋"的方式层层递进,在侵权对比的技术性分析同时考察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并突出论述"谐仿作品"是否侵权等问题。

专利间接侵权与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专利间接侵权包括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为他人实施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提供条件。如果间接行为与直接行为并发,可直接依照《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定。如果间接行为单独存在,尚处于侵权的准备状态,完全可以按照专利侵权判定规则,依照《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确定的"全面覆盖原则"来判定。因此,现有法律框架足以解决专利间接侵权问题,我国目前不宜将准备行为定性为专利侵权。

论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针对因技术调查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带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困境,通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观点,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事实认定中辅助角色定位的优劣,并结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运行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述中国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技术调查官应定位于法官的"技术助手",在各项具体职责中恪守"有限参与"原则,止于技术事实认定边界。

商标“抢注”现象的法律思考

本文阐述商标抢注的原因 ,在分析商标抢注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后指出 ,商标的抢先注册与正常的申请注册并无二致 ,对于商标的及早注册 ,商标法是提倡的 ;同时认为 ,商标被抢注 ,原使用人可到竞争法领域寻求权利救济 ,即如果被抢注的商标已为公众所熟知 ,原使用人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主张反不正当竞争利益。接着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 ,“申请在先”的注册制度是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 ;设置“先用权”

专利侵权诉讼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适用情况分析——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关案件统计分析为例

本文对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支持现有技术抗辩部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支持现有技术抗辩案件比例增加、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涉及现有技术抗辩的比例较高、抵触申请可以参照现有技术作为专利不侵权抗辩事由。该院在适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过程中,贯穿着效率原则。审理涉及现有技术抗辩的专利侵权案件,如果侵权行为不成立,则直接不审查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将被诉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如果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方案相同,则直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在司法政策学上,该统计结果反映进入诉讼的专利技术创造性不高,同时反映民事侵权诉讼对知识产权的高效保护和严格保护。

广州中院审理MTV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若干体会

从2003年权利人向卡拉OK经营者主张MTV作品著作权使用费的第一件案件获得法院支持后，境外唱片公司（多为香港公司）在大陆地区各大城市掀起了维权活动的高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2005年两年间共受理此类案件13件。境外唱片公司的这种维权行动，触动了国人尚未觉醒的神经。虽然人们从报刊杂志近年有关播放背景音乐需缴费的报道中隐约觉察到“免费午餐”的时代正在结束，

以法治方式服务清远市域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清远时强调,要下功夫解决广东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力度要更大一些,措施要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把短板变成“潜力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清远两级法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宪法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能,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法治需求,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和保障,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论出租车经营中的垄断问题

出租车经营中存在的垄断问题,包括:出租车公司与交通主管部门之间存在政企同盟、出租车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形成垄断协议、自由资本对低效管制体制的冲击等。解决问题的路径除了现实主导的行政力量外,还可以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法院的反垄断司法。

2016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案例及评析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年共计受理著作权案件1674件（其中包括一审案件104件，二审案件1569件，申请再审案件1件），较之于2015年的案件受理数，上升76．6％。所受理的一审著作权案件类型集中在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同一时期，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研究——技术进步视野下的检视

在技术进步视野下,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是专利标准化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应当为实现专利标准化激励技术创新和促进技术扩散的双重目标提供直接的制度供给和"游戏规则"。FRAND^1承诺的"诚实谈判义务"属性、以比较法为主的FRAND许可费计算方法和有条件的禁令救济颁布原则是我国现阶段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选择,但相关政策均存在争议。通过对标准必要专利司法政策与技术进步的互动性检视,"要约邀请说"可能比"诚实谈判义务说"更有利于技术扩散,FRAND许可费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依赖于研发投入的回报率和专利实施收益的合理分成,法院也应对"漏发"禁令问题和滥用禁令问题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建议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问题的司法政策选择回归合同法救济模式,确立"要约邀请说",探索基于"成本—收益"的许可费计算方法,并建立以判定"缔约过失"为核心的禁令发布原则。

专利“间接侵权”与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专利"间接侵权"囊括几种情形: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制造原材料或者专用品;为他人实施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提供条件。这些情形包含着若干不同法律性质之行为,从广义层面讲,包括共同(专利)侵权以及对(专利)侵权准备行为的规制;从狭义层面讲,则仅指对(专利)侵权准备行为的规制。广义的专利"间接侵权"包含的共同(专利)侵权,可直接依照《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定。狭义的专利"间接侵权",应按照专利侵权判定规则,严格依照《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确定的"全面覆盖原则"适用法律。也就是说,现有法律框架足以解决所谓的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在政策理性的指引下,不宜将准备行为定性为专利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