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从属性:“互联网+劳动关系”的关键内核及其协调策略--以外卖骑手作为观察对象

围绕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能否形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存在着否定性意见、肯定性意见、观望性意见三种差异化观点。从实然状态来看,在表象上,互联网平台与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之间均不存在或难以存在从属性。从应然状态来看,一方面,外卖骑手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的流通环节提供送餐行为,更在与之平行的虚拟世界或数字世界的生产环节中生产具有价值的数据,另一方面,人的逻辑和算法逻辑的冲突,背后的“从属性”实像被互联网及技术所遮蔽和掩盖,由此亟待揭开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隐蔽从属性”并适用劳动法调整。但即使立法层面采纳“隐蔽从属性”的观点和理由,确认互联网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依旧需要对劳动法进行一个相当程度甚至颠覆性的改造和重塑。同时,辅之严禁“最严算法”、适用“算法取中”、实现“算法透明”、发挥“算法伦理”,以充分塑造“新”的劳动秩序。

上位法依据被废止后的司法解释效力探究

《民法典》的生效实施,使得9部法律和2部法律解释被废止,附随带来废止后的体系效应,由此产生上位法依据被废止后司法解释效力如何的价值判断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为法的效力及其效力来源(影响因素)注入中国智慧元素。为此,需要区分“全部依据被废止型”、“部分依据被废止型”和“无依据被废止型”等三种被废止的上位法依据类型以及“废止”、“修改”和“继续有效适用”等三种清理结果类型,秉承实用主义路径,对司法解释及其条文展开实质判断,逐一甄别,以决定最终到底是无效、分段有效还是一直有效。为优化司法解释清理工作,针对“部分依据被废止型”所对应的司法解释,不宜保留“继续有效适用(一直有效)”的清理结果。

“互联网+”时代劳动关系变革的法理分析和立法回应——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定性释疑

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定性问题引发了理论界的学术意见分歧,并困扰着实务界的具体实践操作。平台经济所指向的算法管理为劳动用工带来新的管理模式变化,加大了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定性的难度,也向立法者和裁判者提出了如何妥当回应此问题的时代之问。从解释论的维度出发,从属性判断标准无法圆满解释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本身、主体及其内容,这种困境贯穿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始终,导致部门规章从明显的"劳动关系"定性意图妥协为"劳动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多种定性结果。劳动法比民法更具有调整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的优势和必要性,而且劳动法也更应该调整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由此,20多年前的"中劳动法"方案被赋予了新的弹性。同时,通过对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劳动基准、社会保险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适当改造重塑,以顺利实现"互联网+"时代劳动法优化转型的目的。

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以解释论为视角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劳动关系的建立至少存在两种情形是用意定主义方式无法解释的,双方合意并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方式。究其深层次原因:劳动关系不仅仅是债的关系,这就为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奠定了基础。以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在现实中的体现,另一种则是现实中的不合法行为在法律中的反映。至于罪犯劳动的问题,无论以哪种方式,罪犯都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从立法目的上来看,我国应当遵循以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主,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辅的协调模式,追求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极端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契——兼论社会协商对互契式民主形式的实现与完善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了相应民主制度的设计问题,应当依次按照"事实"、"价值"、"技术"的逻辑链条展开讨论。从事实的角度上看,根据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我国现在至少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从价值的层面上讲,我们希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契,而非互斥,亦不是其中一种为主另外一种作补充。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欲完善民主的形式进而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互契,最为可行及符合逻辑的方案即是建立社会协商制度。

涉承包类案件的法律困境释疑——围绕劳动关系展开的探讨

涉承包类案件的法律困境就在于法律关系难以厘清和定性。实践中,酒店的后厨、建设工程、停车场、软件行业的项目部、学校的后勤及图书馆等等的承包,存在着三方关系和多方关系的表现形态。当承包方与提供劳动的具体人员为同一主体时,则与发包方之间成立伪装承包关系。承包方的资质不应影响承包合同关系的效力。外包方式中,劳动关系存在于承包方和劳动者之间;内包方式中,劳动关系存在于发包方与劳动者之间。由此,工伤事故、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等派生问题,就可以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得到解决。对于外包型涉承包类案件,以劳务关系排挤劳动关系的法律规避方式及"矛盾律"的问题,需要劳动法来加以控制。

立法后评估的体系化思考:解构与重构

立法后评估作为《立法法》新增的制度设计,其是否能够发挥出应有的实施效果值得关注。经由体系化的解构,在惯性原理的作用下,执法检查会压倒性地挤占立法后评估的适用空间,再加上立法后评估本身的立法事项类型和问题属性类型增加了其适用难度,本应与“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紧密衔接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这就有违立法后评估制度设计的初衷。为充分提升立法后评估的有效性,不妨从“组合”、“增加”与“倒置”三个关键词出发,在添加时间坐标因素的基础上,建构出“法的制定(立法)-法的实施(政府执法+司法裁判)”的二元完整体系。

政策性文件中“社会协商”概念的探讨——以不同语境下的用法为核心的考察

"社会协商"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规范性文件的使用上也存在对其内涵与外延不同的表述,由此导致了理解与交流的困难。为更好地理解"社会协商",可能的路径之一就是考察其在不同语境下的用法。分析现有14个政策性文件中"社会协商"的五种不同用法,偏重"社会"意味的三种用法,即将"社会协商"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之一、作为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作为民主监督的方式之一,都有待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调整,并都有值得进一步制度化的努力空间。

试管婴儿的相关法律问题浅析——以电视剧《生死劫》为背景

随着不孕症患者对生儿育女的要求日益迫切以及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的日臻完善,已使我国许多不孕夫妇圆了自己的儿女梦。但试管婴儿带来的法律问题却不断地展现在人类面前。本文通过“推定双重放弃原则”来解决三个法学上的困惑,以供大家讨论、参考。

试管婴儿的相关法律问题浅析——以电视剧《生死劫》为背景

随着不孕症患者对生儿育女的要求日益迫切以及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国的日臻完善,已使我国许多不孕夫妇圆了自己的儿女梦。但试管婴儿带来的法律问题却不断地展现在人类面前。本文通过"推定双重放弃原则"来解决三个法学上的困惑,以供大家讨论、参考。

浅谈一人公司

现今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一人公司是公司的形式之一。我国2005年10月27日新修订的《公司法》正式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地位。该法实施1年多以来,一人公司正在不断地展示它的魅力,而且一人公司的课题也引起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本文主张对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立法予以肯定性评价,同时也对我国现行一人公司立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思考,并提出解决措施。

第三方评估立法的有效性研究——以党的依法治国决定为主线的考察

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去评估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其运行效果涉及到了该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与否。影响第三方评估立法有效性的因素至少有三个:前提预设的模糊性、问题类型的多样性、客观中立的失实性。在不确定的前提之下,就会影响到第三方评估立法的引入,从而无法进行有效性判断。立法事项类型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将导致第三方评估立法不具有有效性,而对于解释选择问题和立法技术问题而言,第三方评估立法仅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第三方客观中立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一定为真,将严重损害第三方评估立法的有效性。对此,至少需要三个可能的协调策略进行应对,以化解三个影响因素对第三方评估立法的有效性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授权立法的体系化思考:冲突与化解

立法法修订之后,讨论的话题从立法论转向了解释论。当对其中的授权立法进行体系化思考时,就会发现四类矛盾冲突,进而影响到该制度的法律适用。立法法一方面规定有十一个事项"只能"或"必须"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却又允许针对这十一个事项中的部分事项"授权"制定行政法规,由此产生语言用词的冲突。另外,授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立法决定税率引发的三次关于提升油价消费税事件,影响社会主体权利安定,导致了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授权期限届满"、"法律开始制定后"与"法律制定完成后",到底哪个时间截点对授权或立法产生终止的效应,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允许授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的后果,但又要求防止这个实施效果的发生,由此引发了冲突。欲处理这四类冲突,必须在体系化思考的基础上,结合立法背景、立法实践等予以一一化解。

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基本原则的逻辑展开

当前,学界缺乏对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基本原则应有的关注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提炼的"统融新深"所展开的"统筹协调"、"融合共享"、"全面创新"、"深度融合"四个基本原则,发挥着行为指引功能。"统筹协调、融合共享"两个原则彰显着共时性、以点带面、有限性的特质,而"全面创新、深度融合"两个原则呈现出历时性、以面带点、无限性的特质。四个基本原则中,全面创新原则是核心重点;统筹协调原则是全面创新原则的组织保障;融合共享原则是全面创新原则的逻辑前提;深度融合原则是全面创新原则的目的效果。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四个基本原则的精神和灵魂是在变中求不变,在不变中求变,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体现了稳定性与变动性的辩证关系。

基层依法治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随着全国全省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省内各类企业逐步有序复工,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治理能力问题与疫情冲击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相互交织,遏制疫情"新一波"蔓延与经济社会稳定压力叠加,应当警惕和预防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避免影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越是在疫情防控与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越要反思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依法治理能力短板,并进一步加强相关法治保障的力度。

新时代地方法学会有序参与并积极促进地方立法质量提升研究

针对新时代地方立法质量提升面临的地方立法人员数量与地方立法工作量不匹配,地方立法队伍能力与地方立法质量要求不协调等矛盾,地方法学会应充分发挥其在地方立法研究与实践中的高端智库作用,有序参与并积极促进地方立法质量提升。

碱热联合活化过硫酸钠氧化降解2,4-二氯苯酚研究

以水中的2,4-二氯苯酚(2,4-DCP)为目标污染物,比较了多种方式活化过硫酸盐氧化降解效果,探讨了碱热活化过硫酸钠氧化降解水中2,4-DCP的影响因素及自由基降解机理。结果表明,相同时间内碱热联合活化过硫酸钠对2,4-DCP降解效果要优于单一碱、热和紫外活化过硫酸钠的降解效果,在p H为9、60℃条件下处理180 min后的降解率达到97.83%。碱热活化过硫酸盐对2,4-DCP的降解效果随着过硫酸钠的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随着初始2,4-DCP含量的增加而降低。CO_(3)^(2-)可促进2,4-DCP的氧化降解,0.5 mol/L的CO_(3)^(2-)可提高降解率20%以上。在p H为9、60℃的碱热活化降解条件下,SO4^(-)·和HO·共存于体系中降解2,4-DCP,其中HO·起主导作用。

游野生动物园,感受动物的魅力

这是一篇游记。好的文章要么能够润泽灵魂,要么能够拓宽读者视野!本文传递出来的知识性、趣味性让读者脑洞大开,仿佛也随着解说员游览了野生动物园。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险立法模式之思考——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游走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存在"农民模式、职工模式、类型化模式"与"单章立法模式、单独立法模式"两个划分标准下的六种排列组合之间的争议。农民工选择退保和主动提议不参保的事实,都说明现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还未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而农民模式、职工模式都是现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翻版,这两者应予舍弃。类型化模式化解了农民模式、职工模式的缺陷,成为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之一。此外,还需要考虑在农民工追求与城市人同等待遇的基础上,注意农民身份所具有的土地资源及相关附属利益这一特殊性。将农民工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单独立法比单章立法模式可能更为符合现实的情况。在"单独立法·类型化"模式下,应当建立主体清晰、责任明确、运行有效、阶梯递进、险种明确、重点突出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