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反衰退措施效果研究

对1998年反衰退措施效果的研究表明:(1)由于政府预算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必须保持平衡预算且不能借贷等原因,财政自动稳定器对1999年经济复苏所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2)在相机抉择政策方面,1998年的财政政策不具备扩张的特征,难以构成经济复苏的推动力。这一发现对于当前反衰退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未来财政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两山”理论与绿色减贫——基于革命老区新县的研究

贫困地区必须走绿色减贫之路。本文以河南新县绿色减贫的实践为例,探讨贫困地区如何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因村精准施策、因户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精准扶贫的政策组合拳,通过逐步提升村集体和农户的绿色发展能力,探索走出一条绿色减贫之路。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减贫的双赢,必须正确认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打通农户绿色发展能力的实现途径,接通绿色生产与绿色销售的连接公式。

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形势和策略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急速攀升,全球平均接近地面的大气层温度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上升,而这种全球性的温度增量进一步导致其他方面的变动,包括海平面上升和降雨量及降雪量的变化。这些变动也许促使极端天气事件更强更频繁。除此之外，还会引起农业产量不稳定、冰河撤退、夏天时河流流量减少、物种消失及疾病肆虐等后果。

基于增强政府职能的执政基础设施投资研究

在分析新时期面临的四大挑战的基础上,指出当前的制度安排难以应对目前面临的挑战。提出若能稳定税负,调整税收和支出结构,重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花大力气建设执政基础设施,政府的执政能力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就可以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解决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污染问题。

为什么电力政策总是捉襟见肘?

新时期,中国能源政策需要兼顾增长、绿色和共享多重目标。能源政策,尤其是电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冲突的问题。本文以电力价格为切入点,剖析电价的决定因素及其背后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包括能源品市场供需及相关政策。进一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能源品负外部性、公共服务以及寡头和自然垄断特征之间的相互交叉性,讨论其对应的电力政策之间存在的相互冲突、相互抵消的问题。我们发现电力政策冲突的背后,既有政策本身的不合理性,也有缺乏通盘考虑的因素,还有多重能源特性不兼容的硬约束。本文认为化解电力政策之间冲突的有效方案是:推动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坚持产业政策"谁请客谁买单"、促进电改与环境政策的融合、逐步取消交叉补贴以及推进创新普遍服务模式。

中国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进展、成效与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找准牵动全局的关键领域,以高质量的改革方案整体推进各领域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本文系统回顾了中国电力体制的改革措施,总结评估了改革红利绩效,分析未来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本轮电力体制改革围绕“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逻辑思路,重构了电力行业的产业结构,在可竞争领域建立市场,在自然垄断领域强化监管,大力发展新能源推动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统筹社会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研究发现电力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效。但竞争性市场建设需要完善,监管模式亟待优化和政策协调程度低等问题显示改革仍然在路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电力经济体系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以实现全社会效率的最大化。

新发展理念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经济波动频繁、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加突出、环境与气候变化形势严峻、逆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迫切需要新思想方案进行解决。新发展理念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国道路探索实践,相较于新自由主义和梵蒂冈思潮具有全面性和多维目标兼顾的优势。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实施宏观调控、打赢蓝天保卫战、完成伟大的脱贫攻坚任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将指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应对全球发展难题的一剂良方。新发展理念和伟大实践是世界文明、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新增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

中国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建设路径探析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强调,给能源市场效率设定了要求。要满足长期经济增长需要的能源供应,兼顾能源成本与污染排放治理,我的观点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现代能源经济体系,以实现能源领域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第二步是在禀赋与偏好下进行权衡抉择。因为即使达到了能源经济体系的效率前沿,我们仍不能确保“既有能源用,又没有污染,价格还可负担”这三大目标能够同时实现。一方面,在需求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牺牲一部分GDP增长,另一方面,在供给侧优化能源结构,用环保政策降低化石能源的污染排放,并加之能源领域的配套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际能源合作。

“十二五”财政体制改革建议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公共部门在提供国防、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同时，税收和政府支出也被广泛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出口成长、技术进步，以及治理经济波动等。财政税收体制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并保持高速、平稳增长的重要驱动性力量。和过去相比，“十二五”期间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财政体制进行新的改变，以服从于国家整体发展。

混合兼并动机论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急剧转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兼并”在整个企业的经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对于企业界甚至全社会而言,却又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于兼并动机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更是知之甚少。对于企业,如何寻找兼并和被兼并的机会?如何兼并以降低成本或增强市场势力?而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立场显然有别于企业,兼并是否仅有利于少数企业,抑制了竞争,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若果真如此,社会将如何看待,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必要而紧迫。

供给侧改革发力 政府和市场并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近年来,我国经济减速换挡,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其中,工业增速大幅趋缓的势头尤其明显。201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201 2-201 5年则依次降至7.9%、7.6%、6.9%和5.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的需求侧经济刺激进一步恶化了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多项计量检验,比较了不同计量模型之后,笔者选取了能够修正面板异相关和自相关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研究表明,（1）碳强度同人均GDP之间存在＂N＂形关系。（2）第二产业比重同碳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第二产业比重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3）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的情景分析表明,如果产业结构不改变,没有实施另外的政策,经济增长速度本身难以引致碳排放强度的大幅下降,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难以实现。

加入WTO: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又一里程碑

加入ＷＴＯ对中国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但更多的是带来发展的机会。在克服短期的困难之后，中国将会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历史将证明，加入ＷＴＯ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ｌ９４９年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政府防灾减灾?——基于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从异质性、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三方面影响政府防灾减灾的效率,作用结果依赖于自然灾害的类型及影响范围。财政分权通过流动性资源竞争机制和上级政府的灾后救助两条路径影响政府防灾减灾的激励,前者促进地方政府进行防灾减灾,后者则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防灾减灾不足。防灾减灾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然灾害损失,因此透过自然灾害损失可以检验现行的财政分权结构是否有利于防灾减灾。本文以市县本级财政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各省份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分别以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受灾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衡量自然灾害损失的指标,利用中国2000—2007年31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发现自然灾害损失和财政分权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防灾减灾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户籍改革”新思维:构建公民收入信息系统

中国的户籍改革目前已进入了深水区。从现有的户籍改革推进状况来看，似乎阻力重重，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启动就业、社保、福利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是当前户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从公民收入信息系统建设入手，建立社会保障号，构建国民福利号码管理体系，应该是与户籍改革有关的配套改革的一条可行之路。

苏皖两省铁路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

苏皖两省铁路沿线自然灾害以水成因为主，并具有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季节分布集中、群发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据此，可以划分出长江以北淮河中下游灾害多发区、长江以南灾害常发区和皖西北灾害少发区等三大灾害区域。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共同富裕:涓滴效应在中国的再检验

新近研究发现,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从高收入群体惠及低收入群体,即“涓滴效应”并不显著。中国是否存在“涓滴效应”,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本文使用2012—2018年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高收入者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贫困概率,表明中国存在显著的“先富带动后富”现象。机制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和国有企业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建立亲贫财政体系,在不盲目扩张债务的前提下将来自高收入者的税收转化为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从而带动低收入者脱贫;为电力、铁路交通、通信网络提供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通过提供服务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进行盈利,同时以提供普遍服务或降价的方式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础设施,保证其获得基础设施接入的权利,从而带动低收入者脱贫。本文为理解我国“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证据。

建立现代财政体系的第一步

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的新时期，国家财政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兼顾预测并调控经济波动、改善收入分配及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等。为此，以1994年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系就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