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救助义务的理论支撑——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科技的进步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发生,生存危险的抵御必须依靠社会成员在危难中的相互救助。分担社会风险,强化危难救助的法律义务是对个人安全保障的有效途径。生存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需求,个体间的差异让社会协作成了人类彼此间维系生存的纽带,相互间的寻求救助、实施救助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也引领着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趋势。社会制度的缺位导致社会差距凸显,处于他人行为和选择弱势中的弱者出现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突发的危险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境遇性的弱者,现实和潜在的弱势危险要求每个人援手救助以实现社会的救助责任,并以危难救助义务的法律化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民法典法定救助义务条款的理解迷雾与消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5条首次在民事立法中明确了法定救助义务,然而由于规则的不完整性,法定救助义务范围出现纷杂的解读。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对法定救助义务的内涵认识不一。实际上,法定义务并不局限于制定法上的规定,非制定法中所确立的义务也是其重要的来源,而救助义务在制定法中除了直接表达为“救助”之外,保护义务和报告义务中同样蕴含着救助之义。对于救助义务,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审判,对其来源的认可均有扩张的趋势。当下,可借助民法典司法解释制定的契机,在对人格权编解释时采用列举式的规定,将制定法、合同约定、先行行为、职责的自愿承担和当事人间的合理信赖关系确定为法定救助义务的产生根据,统一法定救助义务的来源,为法官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