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变革·解理道德·剖析人际——达蒙·加格特小说创作的三重维度

达蒙·加格特是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文学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创作起步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非的政治转型时期,并在本世纪逐渐成熟进而达到巅峰。加格特的创作是多面且立体的,既有对南非政治变革的见证,也有对转型后的当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同时,加格特对人与他者的关系等根本性的人类问题的思考也体现出了他的多元关怀。加格特对当代南非社会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并尝试不断通过开拓非现实主义的题材拓展南非文学的表达空间。

“真相”言凿凿,“和解”路漫漫——由《我的祖国,我的头颅》探索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安缇耶·科洛戈的小说《我的祖国,我的头颅》记录了种族隔离结束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致力于实现南非社会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努力。作品在顺叙中随时插入述评、新闻报道、法庭实录等多种文本,构成了来自众多群体的多元发声体系,展现了种族隔离时期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种族压迫罪行。作者对置凸显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以使“真相”自然呈现。作品对南非社会过往、未来以及和解道路予以思考,最终发掘出“认识他者”“实现多元”与“实现宽恕”的因果关联——寻求“共同的人性”便成为南非种族和解的关键。

美国汉学家杜润德汉学研究与译介的三重维度

美国汉学家杜润德早期从事满族文研究,后将研究与译介的方向转向中国典籍。他对《左传》《史记》等中国古典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满族文学与汉满译介研究、司马迁研究、《左转》译介,构成了杜润德汉学生涯的三重维度。在杜润德的翻译理念当中,兼顾学术性和大众化的翻译可以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无论是研究型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从中受益。从早期的满族文学翻译,到后来的《左传》译介,杜润德都贯彻这样的理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同时,杜润德的司马迁研究积极采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深入作者的创作心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使其在西方司马迁研究界独树一帜。

不再寒冷的冬天

那时，西北风已经开始在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路上的行人稀疏了，很多人更愿意蜷缩在温暖的家里。那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走过一条小巷口，突然，一个个美妙的音符飘入我的耳朵。一个老人坐在小巷口，手里托着把小提琴，正忘情地演奏着。那是一首《梁祝》，在西洋乐器的演奏中绽放了更加饱满的东方韵律。

“德性”与“智识”并重——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一)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笔财富,尤其是其'德性'与'智性'并重的'家文化'理念带给每一位教育从业者深刻启示。梁启超认为'先圣昔贤之书'与德性的养成关系密切,对于在学业上接受较多西式教育的青年来说,这种学习既是一种文化视野的开阔,更是一种'益修身''益神智''助文采'人格品性的修炼;梁启超讲究'智识推求'和'道术修养'的辩证,只有斟酌磨练于两者之间,才能把'为学'与'做人'统一;'仰不愧,俯不怍'是家庭'德性'教育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这样才能发挥'智识'永恒的美丽。当然,重视'道学'决非宣扬抱残守缺的教化之道,而是从中西文化中汲取精华,塑造和谐圆融的健全人格和深厚学养。

“兴会淋漓”与“择术不可不慎”——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理念(二)

梁启超有着'烂漫向荣'的个性,无论做什么事,无论成与败,总是'兴会淋漓'。他认为只有'兴会淋漓'才能发现趣味、快活顽皮,才能扩大视野、开阔胸襟。不过,梁启超不时告诫儿女,在'兴会淋漓'的同时必须诫勉旁好太多而驳杂不精,要辩证看待'博'与'狭'。梁启超对儿女'兴会淋漓'的引导其实有严格禁区,那就是'择术不可不慎',他希望后代能够在各自学术领域有一技之长,最好能够从事科学文化等事业,不要轻易踏上'从政之泥途',这是他个人反躬自省的结果。所以,梁启超一方面尊重子女择业的自由意志,不横加干涉,另一面又绝不袖手旁观,而是以婉转的方法提出建议,协助他们做出适当调整。梁启超的这些教育理念,至今依然有其可参照学习的价值。

达蒙·加格特小说“非洲视野”的嬗变与主题表达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解体,南非文学母题也在发生代际递变。库切是公认的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代表性作家,而被称为“库切接班人”的达蒙·加格特的创作则呈现出从种族解放到社会道德理性构建再到无国界叙事的时代表达,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加格特本人的“非洲视野”追随非洲大陆的时代母题不断嬗变的结果。加格特早期代表作《悦耳的猪叫声》正体现出种族革命时期南非社会的“民族共同体想象”。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他对不断变迁的社会话语的深度诠释既体现出作家对新南非“道德理性”的深刻思考,又突破了以往的“非洲视域”,昭示着南非文学立足非洲、观照世界的“全球经纬”,向我们打开了重识非洲乃至后发式现代性国家的一面镜子。

论新时代战略背景下胡焕庸线的“打破”与“突破”

胡焕庸线东南-西北两侧在人口数量、经济活动、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差异极其明显,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学界关于“打破”与“突破”的讨论由来已久且持论不同,实际上“打破”之说不符合客观规律。在新时代“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共同推动下,在注重生态承载力的前提下,从信息化发展和市场开放等方面不断“突破”胡焕庸线,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