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动员:复杂政策执行中的参与动员机制研究

本文构建了政策体制、动员机制与参与效能的关联性分析框架,立足历史变迁和乡村振兴实证案例,分析回应性动员促进农民治理性参与、实现乡村有效振兴的运作逻辑。研究表明:(1)我国的乡村政策体制大致经历了从简单汲取型到复杂给予型的变迁,政策体制的差异化特征形塑了参与动员机制的差异化。(2)乡村振兴政策具有模糊的政策目标、失衡的信息分布、高度的执行质量风险、差异化的治理结构等复杂政策特征。而基层政府和村两委在执行乡村振兴这一复杂政策时创新出回应性动员的农民参与动员机制。(3)回应性动员通过需求评估、多元协商、赋权增能、利益联结、组织引领等机制的协同发力,实现对农民参与的有效动员。由此衍生的回应性治理为基层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治理张力的弥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基于ACSI模型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满意度研究——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为例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微信公众平台日益成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移动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对其满意度及其形成路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505份问卷调查数据为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满意度及其形成路径。结果表明:师生期望对满意度产生直接负向影响,但通过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感知质量对满意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对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感知价值对满意度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师生满意度显著促进其持续使用意愿(师生忠诚),并显著减少师生抱怨。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加强宣传推广,调节师生期望;改进服务质量,增强用户黏性;强化情感共鸣,提升服务效果等政策建议。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从地方经验到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政策试验的过程研究--基于“合规-有效”框架的分析

本研究区分了高位推动的政策测试和地方自主的改革创新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试验。利用"合规-有效"框架,文章对蕉岭县改革创新的村务监督制度从地方试验转变为中央政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策试验通过有效性的累积来提升其合规性,并经历了从"低合规性-低有效性"到"高合规性-高有效性"的动态过程。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策略化互动则依据政策试验的"有效性-合规性"变化而相应展演。

农村传统组织的公共性生长与村庄治理

农村组织的公共性、内生性与村庄治理相关联,公共性高,则治理动力强,内生性大,则治理能力强,进而村庄治理绩效更好。农村传统组织具有天然的内生性优势,促进其现代公共性生长能够缓解村庄治理的组织联结困境,促进村庄有效治理。通过对广东梅州地区和江西赣州地区两个村庄的研究表明,农村传统组织的公共性生长表现为服务领域从传统事务到公共事务的扩大、服务范围从血缘性内群体到村庄治理单元的扩张、合作传统对村民的内生性再组织。而促进公共性生长的条件包括:组织的内生动力、行政性主体的外部引导以及丰富的传统治理资源。

刑罚观与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认同是社区矫正制度有效实施的社会心理基础。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受公众刑罚观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社区矫正的公众认知范围较小,认知程度不深,参与状况不佳,但公众认同状况较好,59.8%的个案认同社区矫正。惩罚、公正、康复、文明、人本主义、刑罚成本、社区风险和政策倡导八种刑罚观念都显著影响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其影响机制是:越认同惩罚和公正的刑罚观越不认同社区矫正;越认同康复、文明和人本主义的刑罚观越认同社区矫正;刑罚成本和社区风险越低,政策倡导越多则越认同社区矫正。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犯罪低龄化与青年化问题突显,青少年犯罪的保护优先原则、刑罚的年龄适用以及行刑社会化趋势等因素,促使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行刑方式转向以社区矫正为主。而社会支持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它对于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在综合考虑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全国性的大规模数据(近4000份样本)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少年社区矫正供给中情感性支持较多而工具性支持较少,发展性支持较多而生活性支持较小;第二,一般性、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呈现差序性,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表现出随供给主体专业性降低而减少的特征;第三,男性、已婚者以及与家人同住者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第四,年龄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而矫正时间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该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和建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包括强化工具性和生活性支持的供给,强化对女性和未婚群体的社会支持,以及充分利用家庭的支持功能来就地、就近进行矫治。

生计风险约束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基于川北返乡农民工创业案例的比较

家庭的资源禀赋和生计情景是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关键要素,据此提出"生计风险约束"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以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实践为例,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与结果。研究表明:返乡农民工创业后会再生产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的生计风险。再生产出的生计风险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形成资金、经营和技术三个方面相互勾连的强生计风险约束。恰当的区位选择、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软化生计风险约束和降低生计风险的主要策略,此时,返乡农民工家庭行为遵循风险规避的理性逻辑。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对促进家庭生计持续与发展具有良好作用;创业失败则依据风险最小的生存理性逻辑进行二次生计方式选择。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后发型社区的“发展陷阱”及其破解路径——以桂林市花园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为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城乡之间社区二元分化,城市内部也产生社区二元分层,形成社区公共产品的非均衡供给。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约束着后发型社区的发展,导致了基于"破窗效应"逻辑造成的社区环境恶化、基于"公地悲剧"逻辑造成的社区空间紧张。通过对后发型社区桂林市花园社区的考察,发现其城市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其治理状况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只有形成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多元治理,才能促进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

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支持通过有效提升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进而达到个体层面上的增权效果。通过对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分析,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和增权理论,以定量方法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增权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居住状况和教育年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效能影响显著。亲友借住者的自我效能显著小于自有房产和租房者,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因素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我效能的提升。第二,社会支持的增权机制较为复杂。工具性支持因素中,人际能力和教育学习因素具有促进作用,而心理辅导和工作机会因素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性支持因素中,理解、接纳和尊重因素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支持利用度因素中,社会互动和活动参与都显著提升自我效能。

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职业能力建设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是强化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职业能力则是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有效履职的基础性保障。以湖北省为例,本文主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并以定性材料作为佐证,对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职业能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研究表明,专职化、岗位收入和专业支持,对于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总体职业能力、日常办公能力和专业服务能力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现为专职化程度越高、岗位收入越高、专业支持越多,则能力越高。同时,教育程度和残疾特征显著影响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专业服务能力,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专业服务能力越好;自身残疾的专职委员比非残疾专职委员的专业服务能力更好。专职化、专业化和福利待遇是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职业能力建设的关键,因此其职业能力建设路径包括:以制度建设促进专职化;以社会工作助推专业化;以资源注入改善福利待遇。

协商共治:试点推动下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以厦门市前埔北社区为例

转型中的城市社区,各种新型治理主体日益兴起,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特征。多元治理主体的兴起给社区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主体互动阻滞,进而导致物业公司监督困境、业委会运转困境以及居委会过载困境等治理难题。前埔北社区利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试点的契机,构建出协商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促进社区善治提供了新路径。首先,利用试点契机激活社区内生组织资源,将社区居民有效组织起来,解决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主体困境;第二,在试点推动下,搭建协商平台,制定协商规则,建立社区协商共治的制度基础;第三,在协商平台中,运用协商规则,党委引领,多元参与,促进社区协商共治体系的有效运行。

性别歧视对性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CGSS2010调查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性别歧视对于性态度的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首先,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婚姻、户籍等个体因素对性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具体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则性态度越开放;年龄越大,性态度越保守;未婚者比已婚者性态度更开放;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性态度更开放;男性比女性在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态度上更开放,在同性性行为态度上更为保守。其次,不同类型的性别歧视对于性态度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具体表现为:婚姻歧视越严重,对婚前性行为认同度越高;职业歧视越严重,对婚外性行为认同度越高;分工歧视越严重,对同性性行为认同度越低;职业歧视越严重,对同性性行为认同度越高。

流动儿童的内部异质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武汉市W学校的调查

流动儿童群体存在内部异质性。依据社会化理论的视角,流动儿童可划分为城市型和农村型两种。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呈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城市型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城市认同度,而农村型流动儿童则更认同农村;第二,流动儿童群体并不认同外源性的制度身份和社会表征身份,表现为抗拒和拒斥;第三,流动儿童群体认为"城市更好",更倾向于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第四,农村型流动儿童面临身份认同的混淆和冲突更严重。我们需建立一种整合性的身份,改善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现状,促进流动儿童的成长。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

社会环境、社会支持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耗竭——基于广深莞汉100名专职社工的调查

研究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耗竭状况,有助于稳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广州、深圳、东莞和武汉四个地区100名专职社工的职业耗竭状况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发现:社会工作者出现了中等程度的职业耗竭状况;在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两个维度中,工作环境、机构归属感、同事朋友支持三要素是社会工作者职业耗竭的显著影响因素,并且依次递增;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指向社会工作者群体在社会工作机构层面的需要满足程度。因此,可以通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力度、改善工作环境、社会工作者进行自我调节等方式,改变社会工作者职业耗竭现状,防止其职业耗竭状况的恶化。

准组织化: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困境——以汶川地震后四川XM乡灾后重建为例

农民组织化的概念和理路蕴含于灾后重建的实践,而其程度和方式影响着灾后重建的效果。通过对汶川地震后XM乡灾后重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中,农民要么被过度组织,要么被低度组织,加之政府失灵和市场异化,灾后重建中农民的组织化呈现出了碎片化、准组织化、被组织化、自组织化等多种状态,其中准组织化是一种常态。农民的准组织化成为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面临的困境。

软性嵌入：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德育教育的行动策略--基于武汉两所学校的社会工作介入实验

学校社会工作和德育教育的目标都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而在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上,学校社会工作具有专业化的优势。然而,当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固有框架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应试教育使学生在学校面临结构性的时空紧张,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面临缺乏介入时空的困境。所幸的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内容上的包容性特征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武汉两所学校的社工介入实验的研究,可以发现,软性嵌入是将社会工作引入学校以优化学校德育教育的有效介入策略,其基本逻辑是:第一,学校社会工作通过对德育教育的理念性和工具性框架借用形成初步介入空间;第二,介入空间经由学校、班主任和学生三大主体的合法性确认得以制度化;第三,学校社会工作对德育教育软性嵌入时要注重自身的主体性。

贫困风险约束: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基于三个川北返乡农民工家庭的生计选择分析

对返乡农民工的生计方式选择及其创业行为的研究,是基于降低返乡农民工贫困风险的考量。在已建立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贫困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还应构建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用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家庭生计发展困难、习惯城市生活方式而难以适应农村生活等,同时,这也使他们面临着贫困风险。贫困风险成为一种约束力量促使返乡农民工家庭选择生计方式。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逻辑出发,返乡农民工应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风险约束下的创业选择原则是投入少、见效快、技术含量较低、收益高。由此看来,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是贫困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

散装水泥行业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随着制造业进入工业4.0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通信技术(如5G)和智能设备广泛应用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方式正在出现。水泥行业逐渐向自动化方向转变,通过散装水泥行业数字化平台建设,有利于实现水泥的精细化管理,达到“信息化管理、指尖上生产、可视化监管”的效果。基于此,文章对大数据环境下散装水泥行业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展开深入探讨,希望能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