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律者自国家考试出——德国职业法律者培养和选拔模式一瞥

法治国家的建立和法律秩序的维护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职业法律者 ,德国在培养和选拔职业法律者的过程中创造了一批独特的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浓烈的国家色彩。它通过国家考试的形式将培养和选拔溶为一体。在德国 ,未来职业法律者在参加国家考试前 ,必须要经过校园专业学习和职业预备期的训练。当然 ,这种模式也有其缺陷和不足。

中国公法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文本描述和解释

在现行中国法中,有宪法、55部公法法律、87件行政法规、9部司法解释规定了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用法及类似表述有近20种;公共利益的表述方式主要有概括规定、列举规定、示例规定等三种;界定公共利益表现出概括性实体化倾向;设置公共利益的目的分为四种;要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需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采用示例加排除的立法模式对公共利益具体化。

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

虽然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都共享着“实践”一词,但是学界鲜有系统探究两者关系之作。西方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黑格尔之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对于实践要素的理解上,现代实践哲学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亲缘性。实践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着现代实践哲学,而其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系则是间接的、以现代实践哲学为中介发生的。实践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二元论问题、实践规范性以及实践之未来维度等方面将现代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语言学、科学哲学,甚至女性主义、组织研究、消费研究等领域中,从而为理解各种鲜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学科式的说明。现代实践哲学与实践理论在未来也许会融为一体。

什么是法律实践?

实践在中国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词,其含义也在被人们持续地争夺着,对法律实践的理解也有五种之多。从追求大一统概念的"实践理论"到分述复数行动的"实践分析",当是实践研究的出路。法律实践构成实践分析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全部使命是要解决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这是它与其他实践行动的最重要的区别。"依规行事"而又"做事成规"的特点使得法律实践是一种在应用规范中同时续造着规范的行动。

创新与法律的交叉研究

目次导言:创意阑珊一、学科的分合及学科交叉的意义二、法学的交叉性(一)交叉的根据(二)交叉的程度(三)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三、中国法学的交叉性研究如果说法律人有两只眼睛,一只是向内看,另一只是向外看。那么,法律方法,就是运用那只向内的眼睛,主要是练内功。它也是法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只向外看的眼睛。

初步了解与初步理解的错位-——农户户主法律意识分析

本文的分析主要建立在问卷、访谈和其它书面材料基础之上.其中问卷299份(发放314份),问卷对象均为农户当家人。其中男性户主258人,女性户主41人:25岁以下的13人,26--35岁的70人,36--45岁的120人,46岁以上的96人;文盲24人,初小71人,高小63人:初中100人,高中35人,大专2人;党员49人,团员26人,群众223人;1989年个人年纯收入1000元以上的74人,500元--1000元的147人,200元--500元的76人,200元以下的2人。总的说来,问卷对象的各个条件均高于一般水平。根据这些材料,我们着重对农户户主法律意识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目前,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这个很有价值的新课题,法史学界的总观点是:礼治与法治关系的演变是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认为,这个观点虽然抓住了礼治与法治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仅此而已似乎将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了,并且缺乏对礼治与法治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的深入分析,因而是不够的。本文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议论。中国法律思想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范畴,概括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离不开这些范畴,但又不能局限于其中。因此,弄清这些范畴的内涵。

加强在职教育立法

在我国,目前在职人员中大学文化程度的还不到百分之一,高中的仅占百分之十点五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却占百分之六十点三四,文盲、半文盲的竟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在农林牧渔业部门的职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百分之五点四六,而文盲却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九三。要全靠普通教育来解决这种情况,为新技术革命提供人才,那是困难的,因此还要靠在职教育。但目前我国在职教育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通过法律加以调整。例如,在教育结构上,存在“两头大、中间小”的问题,即高等和初等教育大,中等教育小。

对农村村组干部法律要求的调查分析

作为《湖北农村社会主要阶层法律意识分析》课题的组成部分,1990年6月—9月,我们对中央在湖北省的16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的村组干部的法律意识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172份,回收率高达82%.此外,在此期间为配合问卷调查,我们还先后对其中8个观察点村组干部进行了访问座谈,收集了第一手材料.鉴于法律要求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不仅对指导有关农村的立法具有较直接的参考价值。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

对法律手段在农村的运用及前景的判断,需基于现存有关农民法律意识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本文所依据的问卷与访谈材料显示:大多数农民对法律知识有所知晓,但尚不系统,少数人近乎一无所知;农民对法律与人情、政策等关系和法律的作用的总体评价,未完全遵循理论与宣传的逻辑推导,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法律的期待;农民在具体的解纷态度上,又呈现出成本低廉的干部解纷选择与结果公正的法律解纷追求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除一般所述的文化、历史影响外,农村经济结构性转换、立法理想化与迟滞、执法运作系统不健全当为思考的重点。为进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要着力把握好法律乡村化之主旨,即通过制定、执行、宣传诸环节,让法律植入农村社会,走进农民生活。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法的有效性与有效的法──分析框架的建构和经验实证的描述

法的有效性有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律教义学三个理解维度，它们各自关注实际效果、内容正确和形式合理。三种视角下的法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对应着民间法、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经验层面上，各类法并非仅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均不佳。当前各种法的“实效性危机”，源于民众对支撑着它们的权力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同，而权威的失落，根本上在于中国正如火如茶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要完成向现代性的转变同时又依赖秩序的力量，对规范类型的选择和倚重，与各种社会组织在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相关，积极行为的国家的不可替代性，确定了国家法这种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和中心地位。要消除国家法及其他法的实效短缺之困，主要取决于现代性的实现程度。

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

法律诠释学对于法律解释是一种带有先见的理解 ,理解是法律文本与理解者两个世界的沟通 ,在沟通中内在地创造着判决依据的立场 ,试图颠覆法律解释学只是借助各种方法去寻求判决与法律的一致性这一思维定式。然而 ,它放弃法律文本解释的标准、抛开法律文本作者的意图、过于钟爱理解者的主观态度的主张 ,也遭遇有力的批评。所以 ,一是强调内容一是注重方法的这两种法律解释观互不可替代 ,解释无诠释流于空洞 。

实践法律观要义——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在当今问题时代,对何谓法律的回答,应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这一关系表现有二: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前者极具普适性,而后者主要为中国特有。以往的法律观,集中于认识论,在事实与规范中偏袒一方,造成两者不可沟通。本文欲提取实践的两大要素,以"践行"应对两者在伦理上的对立,以"反思"解决两者在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形成以"法是实践智慧"为核心命题的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实践法律观。

道德立场与法律技术——中德情妇遗嘱案的比较和评析

中德判例表明,如何评判情妇遗嘱,充满着道德立场的对立,法律技术不过是论证道德立场的工具。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寻求法外标准,依据多数原则,进行价值评价,采用地方性观念和据以个人经验,分五步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具体化。在存有明显争议且无法判定谁全对谁全错时,必须反对非此即彼的态度,应当兼顾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对立的道德立场。由于遗产的可分割性,可以让道德骑墙并变成兼容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