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从公共服务需求角度出发,运用中国31省面板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发展趋势符合瓦格纳法则,同时满足对外经济的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2)民族多元化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上期政府收入对政府支出有很大的正向影响,说明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财政政策效应的计量分析

基于多变量协整检验、脉冲响应以及预测方差分解,对1978-2006年期间的财政支出、税收以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得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财政支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农业税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作用虽然不如财政支农支出那么明显,但是是很稳定的,因此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融资约束下无风险贷出对投资组合有效边界的影响

本文在经典的金融投资理论基础上,考虑了在企业融入资金的同时也可能短期借出部分资金或用于购买短期债券,考虑了融资约束时无风险贷出对投资组合优化的影响。

开发区有助于小微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从投入、产出和管理三个层面,全面系统地检验了开发区政策与小微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与非开发区企业相比,开发区内企业进行投入创新和产出创新的概率更大。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保障了估计结果的可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自主研发和委托创新是开发区政策投入创新效应的主要途径,产出创新效应主要是通过新产品生产和新技术的使用来实现的。另外,研究还发现开发区政策不会影响服务业企业创新,但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

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动态模型,从公共需求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发展趋势符合瓦格纳法则,同时满足对外经济的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城乡收入差距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民族多元化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间竞争效应或攀比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上期地方政府规模对本期有很大的影响。

不完全流动、资本竞争与地方政府规模

在估算各地区资本不完全流动程度的基础上,检验了资本竞争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第二,对资本存量进行地理经济混合权重加权的情况下,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存在"溢出效应";第三,资本流动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和环境类公共服务的数量就越少,供需失衡的可能性越大。

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特征——基于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分析

以往的中国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受限于系统城市人口数据的缺失,无法进行定量化的城市体系位序规模分析。本文通过数字化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在其13240个邮政网点和40余万km邮路的基础之上,分析得到了邮政网点和邮路核密度空间分布,利用泰森多边形和分区统计等GIS工具给近代中国城市的邮政能力T赋值。以T值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用指标,进行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析。结论显示:(1)基于T值的近代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符合齐普夫法则;(2) 1936年存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武汉和成都—巴县5个邮政聚集区;(3) 1936年邮政网点和邮路空间分布存在"胡焕庸线"两侧的巨大空间分野,其西北半壁网点占比略少于人口占比,但高等级网点和邮路里程占比远高于人口占比;(4)本文将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样本量从以往的200左右(城市人口)提高到2360(T值),第一次发现了1936年中国城市位序规模曲线独特的"中段凹陷"而导致的曲线整体"三段式"分布,迥异于同时期的美国和当下之中国,近代约50个左右城市的开埠通商是造成"头部"城市在城市规模上与中等规模城市拉开差距的关键因素;(5)邮政能力T值可视为近代中国城市规模的一个优秀代用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