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技特派员制度:重要意义、实践经验与完善对策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发源于福建省南平市的一项“三农”工作创新机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立足服务“三农”、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等宝贵经验。但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激励力度不足、政策措施不到位等薄弱环节,可从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强化经济激励措施、完善管理考核制度、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予以加强完善。

“规约君权”还是“支持专制”——重论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平议》。《汉书》中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独尊儒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仅出现一次,即南宋史浩撰著的《鄮峰真隐漫录》中提到:"下陋释老,独尊儒术。"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提议"的本义是"规约君权"而非"支持专制",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第二,"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用儒家思想治国。第三,"教化天下"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题中之意,董氏此议力图使汉王朝成为一个"德治共同体"。董仲舒倡导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统一于儒家思想,并不是要推行文化专制,而是要更好地"推贤进士"。

董仲舒的“规约君权”理念:“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新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评议》。《汉书》中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经历了一个汉武帝吸纳"儒术"治国的程度由弱变强的转变。前者是汉武帝"建元新政"中对博士官的"儒家化"政策,后者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要旨。"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用儒家思想治国。而通过"兴太学"推贤进士正是董仲舒"抑黜百家""提议"的制度落实。

“气本论”考论

"气本论"一词在1975年被正式提出,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的道学三分范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唯物主义"气本论"话语的兴盛期,学界制造着唯物主义"气本论"和唯心主义"理本论"、"心本论"的斗争。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两军对战"的消淡,唯物主义"气本论"话语也开始消淡,越来越多的学人在形式上不再使用唯物主义的话语范式来讨论"气本论",但是,在内容上"批判的论述"依然存在,"气本论"研究范式的本质并未改变。不少学者延续着唯物主义"气本论"的话语模式。在"气本论"研究范式发展的同时,各种质疑同样伴随。21世纪唯物主义"气本论"研究范式的被矫正,得力于西学话语的澄清和中学问题的挖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共有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二者“相结合”的客观性、真理性与合理性。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二者“相结合”的理念经历了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总结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期”“批判继承期”“挫折调试期”“吸收借鉴期”和“转化创新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充分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张载“四有句”诠解

《正蒙》中的"四有句"是张载哲学的纲维。张载对"太虚"和"太和"的诠释借鉴了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太虚"与"太和"所共同构成的"天道"具有物化和德性的双重属性。从"四有句"来看,张载明"天道"是为了立"心性"。"太虚"中至善的"天命之性"与"太和"中偏斜的"气质之性"降化入人心后,人心具有了"性善"的潜能和"行恶"的可能。在维护儒家"性善论"的基础上,张载用"行恶"的可能性代替了"性恶"的问题,弥补了儒家心性论之不足。

论孔子为弟子取字

孔子的门人之字多数为"子*"式,其中多数为孔子所取。孔子此举,在于寄托其"君子理想"于其弟子。孔子一生行君子之道,传君子之教。孔子的君子之道包括"文质彬彬"和"内圣外王"两个层面。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君子",孔子要培养出具有德性的社会管理者。

“四端”并出何以可能——孟子“一有三非”句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在《孟子》中的"孺子将入于井"一章只能证明"四端"之一的"仁"之端。实际上,在孟子所设计的"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个案例中,孟子用"一有三非"句同时提出了"四端"。"一有"即有"恻隐之心",孟子通过正面、肯定的方式界定了"仁之端"的先天必然性。"三非"是对三个可能触发"恻隐之心"的条件的否定。孟子在"三非"句中暗设了"重义轻利"、"存公去私"和"良知良能"三个哲学命题,他通过内涵、否定式的方式界定了其余"三端"亦是人的本能情态。"四端"之心的同时提出暗示着它们是孟子人性论中四个相即不离、紧密联系的四种先天情态,通过《孟子》中的文本可以正确地理解"四端"之心的内在关系。

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比较

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是迥异的,王弼借助老子的自然观,构造了"无"本论,先是提出"崇本息末",而后又提出"崇本举末",以此希冀名教归于正常。郭象借鉴庄子的思想,提出了"独化"论,力图通过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独化"论使名教秩序正常化。王弼的理论导致了"自然"与名教的"两离"。郭象鉴于王弼"自然"与名教的"两离"状态的弊端,提出了"独化"论,使"自然"成为名教的本质属性,完成了"自然"与名教"一体化"理论构建。二人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的处理决定了二人名教观的差别,即王弼的名教观是"被动式地"发展,而郭象的名教观是"主动式地"发展。较之王弼,郭象对名教问题的化解越发地具有了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体现了魏晋乱世的岌岌可危。

“礼”的批判与“无为而治”的三种面向

老子、孔子、韩非子都具有批判精神。他们批判当时官府的治理方法,并提出了三种"无为而治"的方式。老子批判礼乐文化,追求符合"自然"之道的"无为而治";孔子批判现实的礼乐秩序,他的"无为而治"是"以德治国";韩非子批判儒家所倡导的"礼文",主张向礼的本质回归。

“君道”与“臣道”的分别:《论语》“问政”研究

通过比较《论语》君主和臣下“问政”的不同，可以清晰地把握孔子政治哲学中君主和臣下的不同职业分工。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君主要做到“为政以德”，引导政治体的走向，举贤任能使政治体得到良好的治理。而臣下正是具体政事的承担者，他们辅助君主承担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君主共同维护政治体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

“党内政治文化”概念认知的辨析

学界对于“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认知呈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论断为主要内容展开的研究,第二种是基于阿尔蒙德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概念的研究,第三种是基于文化学“文化结构论”的研究。政党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组织文化。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需要在视域融合的模式下予以认识,借鉴政治文化、政党文化的思想渊源,分析其内在的文化结构和构成要素,更需要立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政治生活实践,厘清党内政治文化体现党性的要求。

《孟子》“乃若其情”章“情”字释义与发微

历代注家对《孟子》"乃若其情"章之释意不尽相同,其关键在于对其中"情"字之解释。文章通过疏证孟学注释史上最有影响力之三家——汉代之赵岐、南宋之朱熹和清代之焦循——对"乃若其情"章之解释,在支持蒙培元将此处之"情"释为"感情"意之基础上,对学界在此章研究中遗留下的"情"与"性"为何可以等意替换之问题,作一发微。孟子思想体系中的"情"不单纯是感性情感,也具有理智的客观。

“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辨异与董仲舒之真意

中国古代的文献从未出现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这一提法是在近代反传统意识下提出的,而且在话语呈现和褒贬旨趣上与古代士人的相关话语“原型”具有鲜明的差异。班固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来赞颂汉武帝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推动汉代制度儒家化中所推进的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班固对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上贤良对策的概括。董仲舒力图在汉武帝推进汉帝国政治秩序重构的实绩基础上,立足“《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从治道和人事两个层面体系化建构儒家式“大一统”的汉帝国。而近代学人在“反专制”“倡民主”的思潮下对董仲舒的批评是现代性的一种“误解”,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所阐释的以儒家式“大一统”理念重构汉代政治秩序,并以教化方式推贤进士的善治理念,塑造了汉代以降王朝的制度雏形和士人、庶民的政治生活模式。

城乡互补战略视域下城中村治理的实践难题与对策思路

城中村的有效治理能够缓解城市住房的供需矛盾,拓展城市危机处置空间,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中村治理遭遇实践难题的根本原因,主要体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与村民自治制度衔接不畅、管理体制与快速城镇化进程的矛盾、“一刀切”治理方式与城中村多元诉求的碰撞、现代化社会服务体系与科技治理嵌入的障碍。化解城中村治理难题,需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健全“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明确土地发展权属管理,保障农民住房合法权益;聚焦城中村的类型特质,推进分类施治。

回顾与前瞻: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述评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坚持“时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是研究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思起点。对于这项研究,国内学界在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和实践路径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国外学者亦从古今联系、历史局限、当代转化三个维度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提出了具有价值意蕴的学术借鉴。正确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对推进新时代政德建设的历史资源、路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既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学界需在概念界定、历史资源、对策思路、现实问题、价值旨归五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系统性、整体性探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宗族力量审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族力量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具有“阻力”与“动力”的二重性。就阻力而言,宗族力量维系着封建社会的思想引导、组织模式及行动秩序,对于致力“推翻旧世界”而言,构成了逆向的影响。就动力而言,作为基层“文化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宗族力量所具有的民族复兴愿景、组织农民的动能、现实革命关系的粘合作用,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都具积极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族力量的领导对于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化中轴”到“制度中轴”:党内政治文化嬗变研究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文化中轴"的文化样态到"制度中轴"的文化样态的嬗变。"文化中轴"的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三个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的特征,即重"伦理"轻"制度"、重"集中"轻"民主"和重"人治"轻"法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开始了从"文化中轴"到"制度中轴"的演化过程。在新时代里,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首次提出了"制度治党"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嬗变方向是走向"制度中轴"的文化样态。与"文化中轴"的党内政治文化不同,"制度中轴"的党内政治文化旨在发挥制度文化的作用,通过刚性制度的柔性作用,推动理性治党,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审思——从当代“天下主义”论争说起

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可分为“内圣”派与“外王”派。“内圣”派主张以心性为发用,建构“天下主义”制度;“外王”派强调回归王道,以古代礼制文明为“天下主义”的制度参照。两派的思想之争可溯源到先秦时期孟子心性之学和荀子礼制之学的分歧。孟子的“天下”思想以“民贵君轻”为基础,其“主体”是“天民”;荀子的“天下”思想以“礼三本说”为核心,其“主体”是“礼制”。孔子“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君子”,他所奠定的“仁内礼外”的思想雏形,直接影响了孟子和荀子“天下”思想“主体”的阐发。孔、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精英”、“公民”与“制度”,最严格也是最完美的政治公正标准应当是:一个制度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制度,并且多数人中至少包含了多数精英。孔、孟、荀在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天下”思想的“主体”之别开启了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也内涵着化解“天下主义”论争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关于战略定力的重要论述研究:生成逻辑、思想要旨与思维模式

新时代的战略定力是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体党员干部迎接机遇、化解挑战的重要思维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定力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民族历史、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赓续党史智识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定位判断力、定向牵引力、定心意志力、定制保障力、定局判断力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定力重要论述的五个要素。其思维模式是以底线思维夯实战略基础、以辩证思维把握战略规律、以系统思维推进战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