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 ,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 ,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 ,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 ,并非是“主体理性” ,而是“理性主体” ,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 ,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 ,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 (人 )的本质 ,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 ,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文理分科教学模式研究

在"原理"课的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该课教学内容与高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重复性问题。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在文理科不同的教学对象上的表现是不同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建立文理分科的、有差别的教学模式。

论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经济功能

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以产权和交易费用为核心,阐述了意识形态对"搭便车"现象的规避,开创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诺思研究的重点是正式制度,故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意识形态发挥经济功能的深层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其他经济功能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述。以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为理论框架,分析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规范(制度)"的各种经济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可补其所遗。

略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本文在对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模式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分析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存在的几个问题 ,从而阐述了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应在解释框架、意识形态内在逻辑结构、意识形态功能及意识形态构建等方面进行拓展。

非生产性劳动参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但由于受实践条件所限,非生产性劳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而当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非生产性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所以我们认为对非生产性劳动需重新界定,扩大它的外延,承认非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且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统一的,所以非生产性劳动参与价值分配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具有合理性,而这一论证对于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对主体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功能探究

本文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为视角,在对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结构进行独特分析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意识形态对主体行为的论证功能。

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探析

面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关于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尝试以意识形态的元逻辑结构为视角展开对意识形态形式本身的分析。本文认为,任何意识形态均包含思维方式、认识论、价值论和评价论四大结构层面,而且这四个层面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平衡的逻辑结构,处于一种前提与回溯的逻辑动作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系统。

“意识形态”概念探析

“意识形态”已成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范畴,但在当代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却十分激烈。本文通过对否定性与肯定性两种“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梳理,倾向于对“意识形态”范畴采用肯定性的、广义的理解。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但他们无疑是意识形态现代话语的开创者。虽然恩格斯晚年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出现了变化,但他们基本上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来展开他们的话语的。在他们之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谱系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谱系,没有人超越这种研究范式。直到阿尔都塞,他经由葛兰西实现了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转变,即将意识形态的理解由人的思想观念转向了社会结构和实践结构等物质性的存在。本文虽然不赞同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思想,但认为这种研究范式暴露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框架性问题,同时,在意识形态的研究域及其微观运行机制方面也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论评价的真理性与合理性

评价不仅因为包含着对价值客体的认知而具有间接的真假,而且因为对象的客观性而具有直接的真假。但对于评价来说,真假却不具有其在认知中相同的意义。评价及其对象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在评价中更为重要的是合理性问题。评价对象的客观性和评价方式的可理性化决定了评价合理性是可能的。当然,实现这种可能性又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评价标准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社会历史性又决定了评价合理性的相对性。评价的真理性和合理性都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但与对认知的检验相比,这种检验却复杂、困难得多。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研究范式的转变

意识形态的现当代研究域无疑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但他们主要是在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产生根源。他们之后,意识形态的研究范式出现了结构-文化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斯图亚特·霍尔那里达到了极致。霍尔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阶级主体论及其对社会结构的简单化、机械化理解,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当然,霍尔的这种研究范式也存在着可商榷之处。

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信仰与社会规范缺失的问题亦不断突出。对此,有学者提出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从理论上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的本质为其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从现实上说,主流意识形态要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它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信仰的价值或意义系统;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使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能够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使其趋于稳定化和和谐化;能够优化社会发展目标,降低社会发展"成本"。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调适、发展和内化。

新时代我国农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析——以辽宁省北票市大三家镇为例

在整个国家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首当其冲。而在整个意识形态安全中,农村意识形态安全又是重中之重。但目前,我国农村的意识形态安全却存在着党组织工作能力弱化、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公德淡漠、宗教甚至是邪教组织发展迅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品供给不足、新媒体的冲击等诸多问题。对此,我们亟须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规民约的融合、引导农村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优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艺产品的供给、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以使农村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

论“意识形态”概念流变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

随着文化哲学的兴起,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亦逐渐升温。但自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首次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以来,其含义已经发生了五次重大转变,即非科学性转变、科学性转变、实存性转变、非价值性转变、泛文化性转变。也就是说,人们至少在五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着"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如果对这些不同的用法能够加以明确的界定,那么将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无效的对话。

论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双重关系——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及主体对意识形态的重建

本文将作为主体的"人"区分为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两个层次,并分别考察了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个人主体的"人"正是经过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才成为了主体,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由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建构并不断被重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