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地确权为农民土地提供法律保护,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本文利用2013—2019年间四期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渐进DID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改善农民市民化行为,且这种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净流入省份更为明显;农地确权也提高了农民市民化意愿,该效应在所有成员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因此,未来既要因地制宜,消除进城农民失去土地的顾虑,也要因户施策,开通农民城市落户的绿色通道。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研究目的:基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研究方法:描述性分析、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结果:(1)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上述研究结果可信;(2)机制验证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会通过提升农业经营效益、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和匹配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地流转;(3)基于自然地理、生产定位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地形起伏度相对较小区域、粮食主产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促进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为有效激活农地流转,应稳步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根据区域差异进行精准施策,同时重视提升经营收益、防控风险和技术进步在实现规模经营中的积极作用。

能人型村干部如何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基于全国性村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村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能够显著提升村庄总收入,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收益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从影响机制看,具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更容易获得政府项目支持以及更能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从“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两方面助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从异质性看,在实行“一肩挑”制度的村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再显著;宗族这种非正式制度限制了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收入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导向看,要多措并举激励能人返乡,为其创业创新提供切实保障,同时要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以及完善基层治理制度。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较之城市更为严重,正逐渐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障碍,然而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4期农户面板追踪数据,并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抑制农民收入增长,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双下降是其重要原因。而且,即使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升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这远不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负面作用。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也具有区域异质性,它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第三,中部地区最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兼顾城乡区域平衡发展,顺势延长退休年龄,大力培育老龄产业,努力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协同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

中国农地确权研究:一个学术史回顾

农地确权是产权界定在农地领域的生动实践,也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内容。基于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本文系统地梳理和回顾了中国新一轮农地确权的相关成果。研究发现,第一,有关农地“是否确权”的衡量,学者们通常使用微观层面的证书合同、中观层面的村庄确权和宏观层面的省份确权等三类量化指标;有关农地“如何确权”的衡量,学者主要区分整合确权与非整合确权、确权确地与确权不确地等确权方式。第二,农地确权受到国家能力、农户行动和集体组织的共同影响,具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混合制度的实施特征。第三,在农业领域,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抵押信贷的影响存在竞争性解释,对农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在非农领域,农地确权对非农就业、人口流动和户籍转换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总之,农地确权的作用效果是复杂的,对于确权重要性的判断需要确立参照对象、考虑客观条件、拓展分析视野、把握边际概念以及区分确权前的农地产权稳定性。农地确权的研究值得深化,未来可着力于以下方面:研究对象上,从耕地转移到宅基地、林地、草地,从农用地转移到建设用地;研究内容上,从农地流转、农地投资和信贷抵押拓展到要素配置、农业生产和农户经济;研究视角上,从农地确权的经济效应延伸到农地确权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研究范畴上,从产权界定领域的确权效应扩大到产权实施领域的配套制度建设。

构建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制度保障体系——从权利开放理论到村庄开放实践的分析线索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为主导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而研究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双向流动与融合却付之阙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与融入经历了从小范围、小规模的就地、就近为主向大范围、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为主的历史转变,农村居民的迁徙权和居住权也呈现出从权利限制向权利开放的转变趋势。不过,当前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是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与融入为主,城市居民流向乡村并融入乡村的相对较少,且主要表现为人才下乡、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为了深入推进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与融合,未来有必要促进乡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全面开放村庄转变,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下乡市民村民化、农业经营职业化和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出得去、进得来、留得住,并成为各类主体创业的大舞台。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性制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产权合一"、集体化时期的"两权分离"、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权分离"和新常态以来的"三权分置"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农地制度变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现实环境约束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产权演变存在短期强化和长期分割的相互交织,演变目标则在共时和历时上都呈现多重性特征。未来农地制度的变革应当根据环境约束调整发展战略,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稳步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进展与经验深化——来自改革先行地浙江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城乡转型的快速发展期,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现行法律困境以及高昂的交易费用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掣肘。作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浙江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强化顶层设计、激活基层组织和共享改革成果,在农户承包地制度、农村宅基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制度试点探索方面取得了有效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宣传、推广和号召学习浙江经验,下一步,全国其他地方可在借鉴浙江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农户承包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加快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提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制度化能力。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库,从农户微观收入视角,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了土地流转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农地租入与租出都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农地租入农户人均收入提高24.6%,农户人均农业收入提高47.7%;农地租出农户人均收入提高11.6%,农户人均非农业收入提高10.5%。②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户,流转土地后收入的增加幅度更大。③中部、东部地区租入农地农户的收入增加效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租出农地的收入增加效应大于中部、东部区域,且主要是非农收入的显著增长。

小农经济研究述评:几个重大问题辨析

小农经济转型是中国农业转型的核心内容。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献,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小农经济是否过时?""小农经济是否会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系列重大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阶段的小农不同于历史上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小农经济也并未过时,只是需要随着时代变化和制度变迁而赋予新的内涵。受制于人地关系、土地制度、城乡转型等多重因素的约束,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小农经济转型是有条件的,需要从农业本身和农业外部寻找动能来缓解人地关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更为系统的方案在于:一方面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宏观层面联动设计,另一方面从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等微观方向持续发力。

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取向——基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联动视角

研究目的:剖析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的关系,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先后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所有、家庭经营”、改革开放前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改革开放后期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再到现阶段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和多元经营”4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既遵循人口与土地关系、生存与发展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逻辑,又遵循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逻辑”、农业经营制度的“生产逻辑”等小逻辑。研究结论:为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需加强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制度联动改革的制度设计,发挥要素、组织和制度的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村土地调整与土地确权的关系:一个多维度检视--来自中国家庭大数据的证据

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保持长久不变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方针,如何利用土地调整和土地确权来回应人口变动与土地承包的矛盾成为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现实难题。具体表现在: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传统和集体成员权的法理隐喻事实上满足了土地调整的发生条件,而且在现阶段土地调整的正面效应可能大于负面影响,它能够维持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减轻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和促进社会公平,而土地确权却难以有效解决承包期内时间线上的动态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土地调整并非万能,它也可能导致土地细碎化、土地投资减少、农民经营预期不稳等弊端,而土地确权恰好能够通过明晰产权、确定权属来增加土地投资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定量分析发现,现阶段,作为正式制度的土地确权一时难以替代表征为非正式制度的土地调整,土地调整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土地确权时同步进行土地调整更有助于公平和效率目标的实现,在土地确权完成后的5年之内也是土地调整合理的窗口期。因此,需要抓紧时间做好土地确权的收尾工作,保留土地调整作为农村土地制度内部调适的合理选项,在二轮承包期到期时同步开展土地确权和土地调整工作,把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实施的动态平衡。

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

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是减少农户耕地抛荒的有力举措,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目前依然相对匮乏。文章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2017年和2019年两期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地确权为例,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有助于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已完成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的耕地抛荒概率要比未完成确权农户低3%左右。②农地产权稳定性主要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和增加长期投资对农户耕地抛荒行为施加影响。农地转出使得耕地得到重新利用,减少不必要的闲置,而长期投资将增加土壤肥力,减少边际耕地的抛荒。③在考虑新一轮农地确权前的农地产权稳定性之后,新一轮农地确权主要对先前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有积极影响,而对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产权证书的农户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④为精准识别新一轮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既需要区分农地确权时间,也需要考虑以往农地产权稳定性。如果不区分农地确权时间,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就可能会被高估;如果不考虑过往农地产权的稳定性,新一轮农地确权的作用也就可能会被低估。基于以上结论,建议未来推动农地产权改革应从产权界定向产权实施转变,建立“承包合同+产权证书”的双保障制度体系,同时防范因农地产权稳定性过强而可能引发的不利影响。

农地流转、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变化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收入视角,使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要素配置及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农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面板Tobit模型、DEA模型和控制函数法。研究结果:(1)农地转入提高了农户的技术效率,但对分配效率没有明显改进;(2)农地转出抑制了农户的技术效率,提升了农户的分配效率;(3)当经营规模达到13.156亩,农户实际经营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出现“倒U”型曲线的拐点;(4)从农业部门来看,农地转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在传统生产环节使用机械的可能性;从非农部门来看,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农地流转较为明显地提升了农户主要经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是对于跨部门生产效率提升并不明显。为提高农民收入与农户生产效率,需协同推动农业生产手段改进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的农地流转。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供给研究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破口,然而,长期乡村制度供给的滞后成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掣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三农”问题现状,文章认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发展思维,建立健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供给体系,一方面从农业、农民和农村分别入手,健全以生产者为导向的农业支持保障制度,完善以提升发展能力为核心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城乡资源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农村公共保障制度,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关键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从农业、农民和农村整体出发,巩固和完善以共同富裕为旨归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协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构筑根本性制度保障。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治理优化

耕地细碎化理论上会加剧农户耕地撂荒问题,进而威胁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然而国内鲜有学者利用全国大样本面板数据验证耕地细碎化与农户耕地撂荒的关系。本文基于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全国29省14454个农户调查样本,利用面板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结果显示:①耕地细碎化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每增加一块地块,农户耕地撂荒率就增加0.2%左右。②耕地细碎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约6%,这间接导致了农户耕地撂荒。而且,非农就业进一步强化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负面效应。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耕地撂荒率比没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要高0.2个百分点。③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存在家户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在经历过农地调整和没有经历过农地转出的家庭中更为明显。④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自东向西逐步增强,但东北地区不受影响。因此,为遏制农户耕地撂荒,未来有必要采取建设高标准农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禁止大范围农地调整和鼓励农地流转等措施,因地制宜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吗?——基于CRH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4期农户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模型评估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土地确权不仅会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也会推动农地的连片集中。不过,相较于先前没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确权经历农户的激励作用更大;相较于先前没有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调整经历农户的激励效果更低。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三省的实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逐渐受到重视,而农户参与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必然性。文中利用中国山东、安徽和重庆三个地区的430个微观数据和运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此反映农户在生活垃圾治理中的供给意愿。研究结论表明: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户对污染行为评价和政策认知是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存在异质性,低、中、高三档次支付水平概率预测分别为25. 02%、58. 44%、16. 54%,且渝、皖、鲁的农户支付意愿呈现自西向东递增的样态。在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坚持因人而异,将女性视为关键群体;要坚持因势利导,创新宣传渠道和形式;要坚持因地制宜,设计差别化的收费方案。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于产权与治权的分析

本文在梳理农村土地制度公私争辩的基础上,以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治权"二分关系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缘由。研究表明,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农户家庭层次,现阶段农户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核心权能和包括入股与抵押融资在内的他项权能,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土地合理使用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在农民集体层次,土地集体所有制凸显更为优越的制度优势:一是延续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传统,节约了科层组织的设置成本,降低了农地制度的运行成本;二是照顾了集体化时期遗留的所有权主体混合配置的客观现实,兼顾制度稳定性与制度灵活性,有效避免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冲击;三是农民集体是一种双重委托代理治理关系的中间组织,可以有效避免小农户与大政府和大市场进行"多对多"的直接交易,节约诸多交易成本,发挥集体组织"统分结合"的双重优势。因此,需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重视土地产权改革从归属到利用转变的宝贵经验,在继续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同时,加强农村土地治权方面的制度设计,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越性,确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自信。

中国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探源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运用产权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探讨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政策史流变、经济学意涵和制度性创新。研究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历了由辅助性到基础性再到决定性的历史转变,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也经历了改革探索期、改革发展期与改革深化期。第二,土地要素市场化的经济学本质是土地转让权的赋予,赋予农户充分、完整且有保障的土地转让权具有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必然性。第三,未来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培育有效市场,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做好产权界定、产权配置和产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要建设有为政府,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依托,做好数量管控、用途管制和市场监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