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天下言性章》与《墨子·兼爱中》的思想关联

《孟子·天下言性章》历来聚讼甚多,前人解释此章者多引及道家和新出土文献。但通过与《墨子·兼爱中》相比较,可知此章应与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语境前提(杨近墨远)、致思方式(辩故言性)、论证素材(大禹治水)等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孟子·天下言性章》言说对象应主要是墨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家;“辩故言性”反映了孟子和墨家、庄子的人性主张在因果链条上的根本性差异;大禹治水“利”与“善”的两个面相,则展示了孟子、墨家在同一圣王“故事”上的价值分裂。《孟子·天下言性章》所言不止是“性善”,更是反对墨家将动机与原因混为一谈,意在凸显道德行为根源的无动机和反功利的内在特性。以《墨子》为参照坐标,既为我们诠释《孟子·天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又表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孟学比较文献。

略论饶宗颐先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本位的中国香港史观及其现实意义

小引饶宗颐先生乃一代通人,世人称之为大师。的确,饶先生是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学无所不窥的,他曾经耕耘过的领域很多,如上古史、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悉昙学、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历史学、方志学、古典文学、艺术史、目录学等,皆有著述传世[1]。至于本文所要论及的饶先生的中国香港史研究,其实只占他全部学术的极小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探索饶先生中国香港史研究的历史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仍然可以从小中见大,一窥饶先生的学术的深奥内涵。

饶宗颐香港史研究略论

饶宗颐先生一代通人,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学无所不窥,著述极多。他亦曾涉猎香港史研究,尽管这只占他全部学术的极小部分。透过探索饶先生香港史研究的历史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从小中见大,一窥饶宗颐先生学术的深奥内涵以及其民族文化本位的中华史观。

读《爱情与小脚趾》

翻译上的一点问题要是想从小说中更深入地窥探土生葡人的文化特性，必须先梳理一下翻译所带来的阅读上的不便，因为我们不懂葡文的话，就必须倚靠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译本。书中一些地名与专有名词的翻译，就算不是误译也略嫌不够地道，有些甚至有前...

从港澳朱大仙信俗来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源与传播问题

朱大仙信仰在港澳部分渔民之间虽然已流传了80多年,但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文章从历史学与文献学角度对港澳朱大仙信仰的来源做了研究,重新深入讨论了香港大澳龙岩寺与朱大仙信仰的关系,包括"朱大仙是朱明皇朝后裔""大禹化身"和"朱大仙即朱立仙"等说法。由于民间信仰会随着不同地域和社会、不同信仰社群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在深入了解、探究乃至在将其"文化遗产化"时必须尽量回溯到最初时刻,从源头梳理其发展过程。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上博简《讼成》篇,整理者原题《容成氏》。整理者以根本未必存在之所谓脱简,及径据《庄子·胠箧》篇,定该"脱简"之首即为上古帝王容成氏名号,此说法纯属臆测,未可遽定。而此篇第53号简背面的"讼城氐"三字,又多被学者以同音通假训诂为"容成氏",以便附会。"讼城氐"之"讼城"二字应训为"讼成",讼即论辩也;而氐字应训为"止"义;整体意思是:《讼成》篇至此为止。此篇简文正文与篇题之书法有异,可断定为不同书手所写,或即题写者取此简内容乃论古帝王成功之道而命篇名曰《讼成》,这也是古文献常见的篇题命名方式。

略论《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二书的际遇

王国维之《人间词话》自面世以来 ,早已成为显学 ,其于当世词学地位之盛者 ,无过其右 ;然王氏词话虽有得易简之趣 ,却不免伤于质直 ,至其所标榜之境界说 ,亦非其所拈出 ,此前辈学者乔大壮、黄墨谷、饶师宗颐等先生早有平议。而况周颐之《蕙风词话》 ,其初刊行时 ,亦曾广为推崇 ,惜其后则日渐湮没。笔者认为 ,此或与民初胡适、陈子展等人之力诋梦窗派(包括况蕙风 )及加誉于观堂之词学有关 ,其偏见影响及于解放后。其实《蕙风词话》体系严密 ,于词论中兼批评、分析、考据与教导学词门径 。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与先秦墨家的谈辩和说书

上博简《讼成》篇(原题《容成氏》)实乃先秦墨家著作,并非如主流学术界所认定的所谓道家文献。从《讼成》篇的释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篇的主旨为墨家的尚贤思想。而此篇的论说方式更显示了可能是与墨徒组织中的谈辩或说书这两大派有关:其中关于言谈时所重用的三法(即三表)和说先王之书等等正是有力的珍贵线索。

论饶宗颐先生的华学观

一、引言:华学与关联主义的国学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治学范围广博,盖可归纳为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包括潮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已出版专著七十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五百多篇,亦擅书法、绘事及旧体文学创作,并谙操缦,刊行的旧体文学作品集有十余种、书画集三十余种,可谓学艺双携。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礼乐文明:饶宗颐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神根基

礼乐文明是饶宗颐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神根基。他认为礼是天地运行的法则,并将之作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依归。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亦离不开对本民族历史的探究,其道德基础即为礼,故史以礼为纲纪,二者相互依存,而礼之忠信为本,义理为文的内涵所体现的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之道德精神,饶宗颐强调治史论事要以道德为准绳,正义重于正统,并以此来匡正社会,这亦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所应秉持的道德准则。而“乐”作为与“礼”并列之范畴,其内在意涵,是要与“礼”相称,教化众生。起到通达人伦事理、教化明德的作用,正是乐教才使得人们兴善尽德,人们内心当中所积淀的和谐顺正之精神才得以彰显,其感化万物、和谐天地的作用才得以显现。因而,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亦必须重视乐教之作用。

从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看唐代民间“忠”伦理

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是根据伍子胥故事改编的一篇民间文学作品,在唐代传唱度极高,反映出唐代民众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通过研究《伍子胥变文》,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对于“忠”真正的伦理价值取向,并发现唐代民间所倡导的“忠”的独特之处,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

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上)

１６世纪末至１９４９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上）［澳门］郑炜明第一节明末清初的澳门文学澳门文学，其实必须从明代中叶葡萄牙来澳之后讲起。据我们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季澳门，已不乏名家作品，这点也可说是颇为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最早在澳门文学名作之林出...

BIM技术在复杂地质基坑工程的应用研究——前海交易广场项目

伴随着国内超高层建筑的迅猛发展,深基坑工程的规模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大,更多的深基坑出现在建筑和人口密集的地区,这对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出更高的要求[1]。然而,现行二维勘察资料存在表达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制约了工程参建各方对岩土工程勘察数据的有效应用。BIM技术具有三维可视化及参数化的特性[2],可将抽象、复杂的勘察数据信息构建为赋予地质信息数据的数字化三维模型,基于数字化三维地质BIM模型进行沟通与决策可提升工程设计方案与施工方案的科学性。文章以前海交易广场基坑及地下室工程BIM应用为例,着重阐述BIM技术在复杂地质与桩基工程中的应用过程,并以项目真实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论证BIM应用可行性,以期为同类复杂地质基坑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述论(下)

１６世纪末至１９４９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述论（下）［澳门］郑炜明第三节清末的澳门文学至光绪、宣统两朝，清廷形势日衰，但与澳门文学发生关系的名人、诗家仍大不乏人。如郑观应、康有为、丘逢甲、梁乔汉、潘飞声、陈词博、释遂昭等为其较著者。如郑观应这位著名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