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人权与国家权力的恩怨情仇——梁启超对自然权利观的继受和改造一论

自然权利论者假定,在起源上,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应侵犯人权或对人权施加不必要的限制,人权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梁启超基本接纳了"人权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假定,但对"人权不能被国家权力所侵犯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国家权力是人权最强大、最危险、最经常的敌人"之类西方逻辑心存疑虑甚至断然拒绝,梁启超通过对自然权利关于人权和国家关系观点的接纳、吸收、批判和改造,实现了人权与国家关系的中国化论证。

论我国宪法司法中的前卫意识

10余年来 ,在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人民法院以宪法为依据 ,处理具体案件的现象 ,从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要求和长远的目标看 ,宪法的司法适用是维持宪法权威、促进宪法发展、推动依法治国的良好路径。但相对于世界宪政实践和我国当前宪制而言 ,我国宪法司法或豪迈地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 ,或大胆地偏离了我国宪制的原则和规范基础 ,在启动机制、受案范围、适用方式、适用效力诸方面 ,表现出浓厚的前卫意识。这潜藏着断送宪法司法前景的危险。

论生命权法律性、权利性、神圣性的坚守——对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的批判

生命权作为一项权利,主要性质是法律性而非道德性;其特征的主要是自由处分性而非处分的受限性,人的生命权是神圣的。在生命权的理论阐述和诠释中,盛行着生命权的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有人强调牺牲、奉献,在高扬权利道德性的同时放弃了权利的法律性;有人强调生命的义务,在聚焦人活着的责任的同时遗忘了人活着首先是一种权利;有人执着于人的生物属性,在呼吁人与动物平等和睦相处的同时抛弃了人类生命的特殊性和神圣性。这三类话语,将矛头直指生命权的法律性、独立性、排他性和生命权的神圣性,实有批判之必要。

马克思小农特点论述的宪政分析

马克思对小农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所言小农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国家宪政道路坎坷蹒跚的缘由:小农的脆弱使它呼唤专制和集权;小农的隔离状态使它淡漠民主;小农的安于现状使它排斥政治变革;小农的听命于天扼杀了对自由和人权的强烈需求;小农"打土豪分田地"的均平渴望开掘了财产权的坟墓。就宪政的角度而言,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实现农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变。

论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宪法司法适用现象。这一现象在打破宪法虚置化状况的同时,亦显示了宪法司法在功能、重心、方式上存在的诸多问题。要保证宪法司法适用的良性发展,必须实现三个转向:从使“宪法越位下放”、“宪法降格”转向使宪法至上;从专注私行为侵权转向重视公权力侵权;从普通司法程序引用转向有限制的司法审查。

近代中国立宪的契约性流失

谈判与协商、宪法至上、和平化与司法化,同构了宪政的契约性。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却表现出了宪政契约性的严重流失,从而导致了宪法的虚文性。

民主和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民主和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民主和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首要指标和要素,而且也是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活力安定的形成机制和保障机制。

近代上海公园的民主化景观

近代上海公园的开放性不仅意味着入园自由,而且带来了议题自由和表达自由,从而使"公开争论"这一民主要素得以旺盛生长;由于交流和互动成为公园最普遍的现象,园众得以"了解情况"、"认知问题"继而"达成共识",从而树立了"参与"这一民主标尺。以公开争论和参与为基点,近代上海公园培养着公众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习惯,形成了公意,凝聚了国民力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国家政策的场域。遗憾的是,在政体民主残缺的环境下,近代上海公园的民主常处于风雨飘摇、难以为继的窘境。

我们该怎样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

社群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法律实践中也得到了初步的回应,但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寥寥,彰显出研究如何借鉴社群主义的法律思想,已是刻不容缓的课题。中国传统法思想与社群主义的诸多暗合,为我们以本土化的方法来借鉴提供了便利;社群主义法律观的缺陷和困境,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时需保持谨慎和警惕的态度,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对其进行批判和甄别,并吸收自由主义的法律观中的有益成分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

儒家义利观的法文化解读

儒家义利观包含两个不同的层面 :要求君子见利思义和对庶民先富后教。它对中国古代的民法和经济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当前 ,儒家义利观与民事、经济法的原则、制度有诸多契合 ,能促进民法、经济法的发展。

人格尊严权的基督教论证

从教义,特别是从以《圣经》为代表的经典来判断,基督教为现代社会的人格尊严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论证:人之所以具有人格尊严,是因为人是上帝在尘世的投影,是最宝贵的被造物;上帝不偏待任何人,在他眼中人人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因此人格尊严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人,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基督教宣称世上没有义人,侵犯他人是人难以抑制的冲动,因此上帝立下种种律法来保障人的人格尊严。可见,基督教从来源、主体、保障三个方面对人格尊严权进行了堪称系统的论证。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各国所谓的"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看来自宪法的宣示,骨子里却来自基督教不厌其烦的论证和教徒发自内心的信仰。

权力格局与宪政

在前近代 ,欧洲和英属北美殖民地长期存在着多元权力格局 ,由此孕育了宪政的诸多要素 ;而在中国 ,道统和相权都不能有效地制约皇权 ,形成了皇权专制的一元权力格局 ,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西宗教伦理的宪政意义

对于中西宪政的不同命运,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文化传统扮演了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基督教的超验之神、有限理性、对人性的双重预设与儒教的天人合一、理性自负、等级人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的上述传统,窒息了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人权保障、民主等宪政要素的生长。然而,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劲的“尊儒”意识和波澜壮阔的“排教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胜利的同时,宪政是否失去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1912-1928年:一个得而复失的宪政时刻

1912-1928年,战火频仍的北洋政府时期是一个难得的宪政时刻,诸多宪政因子的生长,为走向宪政奠定了基础:政治上共和政体逐步稳定,政治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分权制衡的权力格局大致形成;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宪政奠定了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民间组织、公共空间和时间的出现、30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为宪政准备了社会条件;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初现为宪政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北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使这一宪政时刻出现了一个吊诡:在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被战火烧焦,中国与宪政失之交臂。

本性、习惯和追求——律师职业形象与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图景

就应然状态的律师形象而言,对法治的信仰是职业的天性,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是职业的习惯,而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蕴含在其职业的追求之中,因此,律师形象就是社会管理法治化图景的缩影,律师形象的形塑过程构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路线图,标记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起点、路径和目标。

社群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和警示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矫正而出现的社群主义,从法学的意义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社群主义对社群主体地位的强调、对法律责任观念的执著、对公共利益优先性的关注,对公民参与的热情,以及对国家中立、有限政府、弱国家的质疑,在表现出洞见的同时,也将其局限一一展现。在提供诸多启示的同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亦具有警示意义。

《圣经》的商事立法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教义要求，《圣经》中潜藏着对商事活动的鼓励态度，在买卖、度量衡、契约、债、借贷、放债取利等一系列规定中，《圣经》体现了商事活动中诚实、公平、平等、仁爱的基本准则，从而对后世的价值体系、商业规则，对民商法的基本精神及某些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形成有重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