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治道赋的主题内容与形式特征

唐代治道赋之数量为历代之最,且在内容与形式上亦有特色。内容上,唐代治道赋倾向于书写明君贤臣、尚贤纳谏与偃武修文等主题,而赋中所论“治道”之特色,一是“以古为镜”、主动学习历史经验,二是“兼容并蓄”、自觉接受儒道思想;形式上,唐代治道赋多为律赋,且与科举考试相关,赋题“或用古事,或取今事”,用韵规则以限八字韵为主,以及限五字韵、六字韵、七字韵、以四声为韵与不限韵等,篇幅一般在四五百字之间。通过对唐代治道赋进行深入考察,既有助于揭示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特征、推动中国古典赋学研究的多维发展,也有助于加深对唐人治道的理解、强化现代中国推行人才强国战略的文化自信。

《聊斋志异》狐女形象的基本特点及其审美意蕴

《聊斋志异》塑造了大量的狐女形象,与其他形象共同构成了该书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这些狐女形象具有外貌天姿国色、性格天真活泼、品德高洁无私、行事智勇兼备等基本特点,蕴含着对自由真爱的追求、对恩泽情义的回报、对鄙恶无耻的鞭挞、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等审美意蕴。

唐代治道赋的阶段性特征考论

唐代治道赋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初唐是奠基期,作品数量虽少,但树立了典范。盛唐是发展期,开始与科举制度相关联,表现出士子们高涨的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中唐是高峰期,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美刺兼备。晚唐是衰退期,就创作者而言,存在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情感表达方面,蕴含浓郁的感伤情调和不平之气。

曹丕曹植太子之争补论

关于曹丕曹植太子之争的讨论,学界已有四种不同的意见,即性情说、制度说、篡汉说、阶级说。这场太子争夺战不只是曹丕和曹植二人的比较,更多的是二人所代表的两个由幕府僚佐所构筑的政治团体之间的较量。曹丕幕府僚佐在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才能特长等方面,皆优于曹植幕府僚佐,这是太子之争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论刘禹锡接受屈赋之表现及其因缘

中唐南贬文人有大批主动学习屈赋者,刘禹锡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骚怨精神的接受,包括关心国家政治、坚守自我品格和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二是对骚赋体式的接受,如《问大钧赋》《何卜赋》等明显是学习屈赋的结果。刘禹锡接受屈赋的因缘有三,即政治挫折、疾病困扰,和强弱势文化较量下的自觉选择。

追忆与反思:刘禹锡的六朝情结

刘禹锡在其诗文创作上存在一定的六朝情结,主要体现为刘禹锡对六朝的追忆与反思,具体包括对六朝典故的使用、对六朝文史的评价、对六朝风格的继承,尤其是对于六朝人物的推崇等相关内容。谢安、谢朓是刘禹锡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六朝人物,其中寄寓了刘禹锡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观念。刘禹锡六朝情结的形成,是其追忆六朝反思时局的现实需要、贬谪经历引起的价值认同与童年记忆兴发的地域联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职电子技术应用理论与实训一体化

电子技术的应用在中职院校中特别重要,所以中职电子技术教师应把基础理论知识与学生的实际操作相结合,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中职电子技术应用理论与实训的一体化已势在必行,教师需采用＂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提升中职院校的就业率。因此,就中职电子技术教师如何实现电子技术应用理论与实训一体化展开探讨。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