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肯定企业刑事合规的缓诉和免诉功能。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规范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立法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从重处罚规定,是贯彻从严刑事政策、实现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重要手段。虽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有相当的规范基础,但是相关立法类型化不足,无法满足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需求,加剧了刑事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严刑事政策的彻底落实。利用科学的类型化思维与方法可以实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立法的节俭性和开放性,更好回应当前社会对于从严治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规范类型化的过程中,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导,吸收司法解释中相关从重处罚规范的合理因素,将《刑法》与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范予以整合,确立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统一规范。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完善--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

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统计数据来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践运行面临着“精准帮教”与附条件不起诉质量全面提升的现实冲突,以及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片面解读和实践困境。究其根源,该制度以教育刑为理论根基,过分信赖和推崇教育刑理念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效果。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以重新融入性羞恶理念为基石,坚守涉罪未成年人再社会化目标的同时,在过程中对涉罪未成年人施加必要的善意的社会羞恶。将社区矫正作为重新融入性羞恶理念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的具体实践机制,具有现实性与可行性。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检察衔接及其制约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是监察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监察调查权应当体现程序法治与人权保障理念,通过检察权有序行使来实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司法属性,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司法监督符合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在相互衔接及制约关系中,检察机关应合理利用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确立监察机关重大职务犯罪调查下的检察引导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留置措施的事后司法审查,保证检察权独立审查起诉之下后续强制措施的规范适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证据审查功能,实现职务犯罪审前程序证据审查的实质化。

刑事法治背景下终身监禁制度的消解

在反贪的严峻态势下,我国刑法引入了终身监禁制度。该制度作为死刑的替代性制度而问世,对近代刑事法治的推进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刑事法治的演变,终身监禁和刑罚轻缓化理念、行刑社会化思潮以及刑罚经济原则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终身监禁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诸多限制。因此,立足于理论层面的现实阻碍,对其进行消解不仅存在域外法治的借鉴基础,也具备现实的制度支撑。

终身监禁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应对

终身监禁制度伴随反贪的严峻态势而被纳入贪贿类犯罪处罚之中,有从严惩腐的立法用意,但是该制度之适用必然带来理解与适用上的诸多困惑。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剖析,终身监禁既非我国刑罚体系中的独立刑种,又与现代刑罚理念存在较大的价值冲突,反馈到刑罚执行层面也必将带来现实阻滞,因而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

监察机关行使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的风险及控制

《监察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赋予监察机关行使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该权力得到了《刑事诉讼法》程序规范和《刑法》实体规范的共同支撑。从权力本质属性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是求刑权,由监察机关行使有违求刑权的权力分配逻辑,存在侵犯职务犯罪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风险,可能动摇我国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的制度结构。为防控这些潜在风险,监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要注重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保护,严格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在被调查人认罪认罚时可以允许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移送起诉时不得以“从宽处理建议”强制约束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应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三维限缩——基于浙江省2013-2016年397个判决样本的实证分析

民间融资以其灵活、多样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资金供求的紧张关系,然而,司法实践中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立法规制范围宽泛化和司法认定的不合理,导致该罪在行政和司法领域双重扩张,进而将大量民间融资行为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对此,刑事政策层面应当积极推进金融制度的革新和社会政策的跟进;刑事立法层面应当以非法融资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和出资人利益的侵害为实质标准,审慎划定该罪犯罪圈;刑事司法层面应当合理界定"非法"的内涵与"公众"的范围。实现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三维视角合理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民间融资的范围与限度,避免刑法过度干预。

四要件视域下正当防卫出罪论

正当防卫的解释问题,被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论者视为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理论缺陷,也被作为批判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坚实阵地。在对正当防卫出罪机制的研究过程中,现有的主观说、实质说、违法阻却事由说要么过于片面,要么缺乏科学性、逻辑不周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视域下,结合正当防卫的实质予以剖析,可以发现正当防卫并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任一方面,在传统四要件的理论框架中根本不需要在犯罪构成之外去解决正当防卫的出罪困境。

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量刑功能考察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基础与实质基准。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报应的正义性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与报应相当的责任刑和以预防犯罪必要的预防刑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需要把握的中心点。认罪认蜀既不能影响责任刑的裁量,也不能影响一般预防刑的裁量,其从宽适用只能影响特殊预防刑的裁量。在根据犯罪人的认罪认罚进行预防刑裁量的过程中,从宽处罚的结果应当受制于责任刑的界限。

预防刑视域下的资格刑审视:价值、困境与出路

我国刑法预防观念的转向及其确立,必然要求对刑罚规范结构进行综合调整以彰显刑罚的积极预防功能。作为现代刑罚规范结构核心组成部分的资格刑,以犯罪预防为价值取向,承载着刑罚多样化和有效性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推动我国刑罚结构的优化。然而我国资格刑体系存在地位缺失、内容设置不科学、配套制度不完善等现实问题,这必然成为资格刑价值发挥的现实屏障。为发挥资格刑的积极预防功能和优化我国刑罚结构,应当进行资格刑实体规范和行刑程序的一体化构建。在实体规范层面,应当从自然人和单位两个维度,将现行刑法中的资格刑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别规定以强化资格刑适用的针对性,并分解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仅保留其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担任公职的权利;在行刑程序层面,应当创设资格刑复权制度,通过程序规则的良好运行保障资格刑功能的正当发挥。

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规则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本质关涉实体法层面的量刑从宽,其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实践运用需要实体法进行规范制约,这要求我们必须对认罪认罚从宽构建实体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实体规则构建的宏观模式抉择中,应当在刑法总则的可操作层面把认罪认罚从宽予以具体制度化.在具体规则设置上,为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和坦白制度外部关系的协调,应将其类型化设置为自首和坦白之外的补充性法定从宽制度;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有效应对司法实践的纷繁复杂性,应将其实体法从宽效果设置为可以型的多功能从宽量刑情节.在认罪认罚从宽实体规则的实践运行中,应当合理把握“认罪”“认罚”和“从宽”的内涵,以人身危险性为实体规则适用为参照基准,并以责任刑为基础调节特殊预防刑的刑罚裁量.

毒品再犯与认罪认罚因素并存的量刑问题研究

毒品再犯与认罪认罚并存情形下如何协调适用,影响犯罪人的实体刑事责任承担,事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个案落实,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是当前量刑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毒品再犯制度旨在“从严”判定特殊预防刑,认罪认罚旨在“从宽”调节特殊预防刑,二者并存属于犯罪特殊预防维度内的“逆向竞合”,应坚持“先严后宽”的处理思路。这有利于保证认罪认罚从宽裁量特殊预防刑的功能发挥和弱化重刑主义的价值误区,也符合人身危险性动态变动发展的规律。首先,根据犯罪人的犯罪法益侵害程度和罪责程度确定基准刑;其次,在规范和实践两个维度中明确毒品再犯“从重”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合理确定其对应刑量;再次,以基准刑和法定刑上限为裁量空间,确定毒品再犯“从重”处罚后的刑罚量;最后,在前述刑罚量的基础上根据认罪认罚情况考虑“从宽”刑罚量。如果结合认罪认罚情节判定犯罪人预防必要性降低但仍有必要,则可以考虑“减轻”处罚;如果结合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综合判定犯罪人已经丧失预防必要性,则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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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档案馆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0月27日下午,武威市档案馆召开全体干部职工视频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指示要求,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找准档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着力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武威贡献档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