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2O模式中存在附加服务的供应链合作策略研究

针对由一个线下服务商与一个线上平台构成的020供应链,考虑线下服务商通过线上平台销售基本服务且通过自身实体店直接销售附加服务,构建博弈模型,分析比较各供应链成员在批发和代理合作模式下的最优决策,进而探讨线上平台的最优合作策略选择问题。研究表明:不同合作模式下,附加服务对线上平台最优利润的影响不一样;佣金比例越高并不一定意味着选择代理模式对线上平台越有利,当附加服务购买比例很高、线下服务商提供附加服务所增加的额外成本较低时,即使佣金比例处于较高水平,线上平台仍然会选择批发模式。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阴阳类证分型细胞因子变化规律研究

目的 探讨细胞因子在高血压脑出血(ICH)及卒中相关肺炎(SAP)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变化规律。方法 共纳入ICH患者60例,根据证型分为阴类证组19例(伴SAP 6例,不伴SAP 13例)及阳类证组41例(伴SAP 37例,不伴SAP 4例)。进行患者病情评分比较;采用液体芯片和ELISA检测ICH发病后0~3(T1)、4~7(T2)、8~14(T3)、15~25天(T4)四个时点炎性细胞因子的血清浓度。结果 与阴类证组比较,阳类证组入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肺炎严重程度评分系统(PSI)、脑出血临床分级评分(ICH-S)、出院时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升高(P<0.05,P<0.01),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降低(P<0.01)。ICH患者中至少有一个时点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细胞因子有:白细胞介素(IL)-88、IL-1受体拮抗剂(IL-1RA)、巨噬细胞炎症因子1(MIP-1)β、IL-18、IL-5、趋化因子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IL-7、IL-12p7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IL-1α、IL-22、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α(P<0.05)。阳类证患者在T1、T2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浓度升高,包括MIP-1α、MIP-β、IL-18、IL-17A、IL-31;早期升高的抗炎细胞因子包括IL-10、IL-4、IL-8;上述细胞因子在阴类证组的T1时点则水平降低。调节激活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因子(RANTES)的血清浓度不论是否合并SAP,在阴阳类证中均表现为T1升高,T2时点降低,最终T4低于基线状态的浓度。ICH合并SAP患者中至少有一个时点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细胞因子有:IP-10、IL-1RA、MIP-1β、IL-18(P<0.05)。ICH合并SAP阳类证患者促炎细胞因子在T1、T2浓度升高,包括:IP-10、MCP-1、IL-8、IL-17A、MIP-1α、MIP-1β、IL-31、干扰素γ(IFN-γ)、IL-1α、IL-21、IL-22。结论 ICH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在阴阳类证分型下呈现动态变化规律,促炎反应是阳类证的基础。

O2O模式中考虑附加服务和平台营销努力的供应链合作策略研究

针对由一个线下服务商与一个线上平台组成的O2O供应链,线下服务商通过线上平台销售基本服务且通过自身实体店销售附加服务,考虑线上平台营销努力对需求的影响,构建批发模式与代理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并对比分析不同合作模式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决策,研究了线下服务商的最优合作策略。研究表明,线下服务商的最优合作策略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联合影响,当佣金比例较高且附加服务购买比例较低时,或当佣金比例与附加服务购买比例都较高但营销努力效应较小时,线下服务商才会选择批发模式;反之,线下服务商会选择代理模式,此时附加服务会抑制线上平台提供营销努力的积极性,且线下服务商从附加服务获得的利润可能超过从基本服务获得的利润。

葛花枳椇子配伍针刺足三里针药结合对酒精性脂肪肝的疗效

目的探究葛花枳椇子配伍针刺足三里针药结合对酒精性脂肪肝的疗效。方法采用56度红星二锅头灌胃和高脂饲料建立酒精性脂肪肝大鼠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针药组、中药组、电针组和自然恢复组6组,其中模型组造模成功后全部处死,针药组给予葛花枳椇子配伍药液10ml/kg/d和电针20min/d,中药组给予葛花枳椇子配伍药液10ml/kg/d,电针组给予电针20min/d,空白组给予生理盐水10ml/kg/d,共30d,自然恢复组不给予任何治疗。观察各组大鼠肝脏组织切片、甘油三酯(TG)、血清总胆固醇(Chol)、谷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因子活化受体γ(PPARγ)的变化。结果酒精性脂肪肝造模成功后经过治疗各组大鼠血清中ALT、AST、TG、Chol、PPARγ含量均不同程度降低,且针药组较自然恢复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0.01),与中药组和电针组相比具有一定的治疗优势。结论葛花枳椇子配伍针刺足三里针药结合对酒精性脂肪肝具有一定的疗效,且优于单独运用针刺或者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