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如何影响碳排放——消费视角下的研究

中国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碳排放增加、减排压力增大的担忧。将这种定性担忧转化为定量认识,有助于从容应对气候挑战,为决策者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参考。该研究开发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消费模式预测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模型拆分方法,实现将家庭消费选择异质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宏观模拟的方法构建,以此为工具评估了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影响,比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①若2018—203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以2018年不变价计,年收入3.3万~8.0万元/人的全国人口比重增加24%),则达峰年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隐含的额外碳排放为2.7亿~3.6亿t,居民消费相关的减排工作量增加8%~11%。②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在仅收入提升情景下的消费碳排放显著低于原中等收入群体(人均碳排放相差0.2~0.3 t),二者之间的差距蕴含着这一群体在阶层跃迁过程中协同实现收入增长与碳排放控制的可塑空间。③与人力资本提升和完善社会保障情景相比,城镇化情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碳排放影响更大,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不同政策组合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不等同于单一政策独立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之和,而是存在放大或对冲效应。这意味着,及时把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转型的可塑契机,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健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等措施对该群体低碳生活开展针对性的引导,是协同实现共同富裕与碳中和目标的前瞻性举措。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再是“就碳论碳”,而是与数字革命、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国内外重要形势密切关联,亟需以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在更精细的时空格局上开展更系统的气候政策研究。基于对气候政策研究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提出气候政策研究在多维风险和效益、多主体行为响应机制、碳中和转型路线优化三个方面的前沿动向和发展需求:一是权衡系统零碳转型的风险与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及其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中的分配差异,为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二是识别需求侧行为的驱动和激励机制,设计面向福祉和公平的碳中和行为干预措施与政策,为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政策牵引;三是研究碳中和关键战略性技术的定位及其路线图施工图,通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技术部署攻克转型过程中系统协调发展、产业步调一致的难题,为碳中和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方案。发挥这些关键科学认识对碳中和转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突破新一代气候政策模型的开发,解决微观不确定性模拟与宏观综合评估模型的耦合问题,将风险感知、技术扩散、投融资与消费行为、政策影响与反馈等气候—社会—技术系统的关键过程纳入综合评估模型。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

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发展可能让位于经济复苏的担忧。尽管“绿色复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呼吁和支持,但绿色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妥协?绿色复苏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考量,对我国科学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完善顶层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基于疫情暴发以来的出行大数据、防疫管控措施等最新信息,构建细化经济复苏过程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量化模拟不同复苏方案对经济、就业的拉动效应和碳排放影响。研究发现: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但前者面临的劳动力转型挑战可能拖慢经济复苏的进程。“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比传统刺激方案高0.3%~14.8%,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变化-4%~3%,但同时需要近1亿人(约为初始就业人口总量的13%)跨行业就业,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占96%以上。跨行业就业门槛和劳动者技能瓶颈可能增加劳动力流转匹配的时间成本,甚至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次生伤害。认为: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单选题,而是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对“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效益的边界条件应有清醒认识和把握,仅仅关注经济拉动效应和创造就业岗位总量的潜在效益而忽视实现该理论效益的现实条件,可能会造成对经济刺激方案选择的误判。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是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的前瞻性举措。

绿色屋顶的城市降温与建筑节能效果研究

绿色屋顶对建筑能耗的节能效果和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减缓作用得到大量案例研究的证实,但其推广进程却因为缺乏一般性的规律认识而受阻。对全球23个国家或地区的89项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绿色屋顶对建筑制冷的平均节能效果在30%左右,高于14%的平均供暖节能效果;对微气候的平均降温效果在2.9℃左右。节能效果方面,隔热良好的建筑反而阻隔了绿色屋顶蒸发蒸腾作用对建筑的冷却作用。保温层每增加1 cm,绿色屋顶的节能效果减少1%。微气候调节方面,气候类型、季节、植物类型均对降温效果有显著影响,影响幅度在1.4~3.1℃左右。研究结果可为宏观层面的模型模拟提供实证参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屋顶的推广提供决策支持。

面向福祉和公平的需求侧减排路径、潜力与政策

需求侧减排是协同实现碳中和目标与民生福祉、社会公平改善的重要抓手,也是以“人”为中心连接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纽带。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首次独立成章(第五章)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侧解决方案。报告将需求侧减排与福祉、公平等目标关联起来,依循“避免-转变-改进(ASI)”的战略框架,梳理了需求侧的减排措施和减排潜力;揭示了社会文化、心理活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需求侧减排的关键驱动作用,指出多种驱动因素之间相互依赖,呈现叠加效应;明确了激发需求侧减排的动力和能力需要科学的行为干预和政策设计以推动系统性变革。文中对该章主要结论做扼要解读,同时就该章节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启示展开讨论。

在碳中和愿景下缩小贫富差距:协同理论、机制与路径

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我国同时面临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等多项战略任务。尽管这些战略任务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路径互联互通,政策效果相互影响,但由于分属不同的子系统,容易陷入管理实践各自为政、政策实施互为掣肘的僵局。收入提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可能因为消费升级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增加实现碳中和的挑战;碳中和实现路径也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就业或家庭收支促进或阻碍迈向共同富裕的步伐。充分认识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之间的协同与权衡关系,通过整体协调和系统谋划下好"全国一盘棋",减少政策冲突和实践失误,是全方位落实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关系的前提条件。通过对碳中和与缩小贫富差距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影响机制和实践路径进行系统剖析与深入诠释,力求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为促进碳中和与经济平等的路径选择及方案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对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下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合作提供参考借鉴。

“以人为本”推进碳中和的路径创新与政策协同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与落实是中国践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是以推进民生福祉普惠均衡为初衷的正义之举,碳中和愿景下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亟须将人民福祉置于减排决策的中心。学界就福祉研究的一个重要共识是:福祉不仅包含经济效益,更涉及人类其他需求的多个维度。构建基于福祉的气候变化减缓框架,而非简单的经济效益度量,有利于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民生领域的多重挑战,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在推进共同富裕、改善社会公平、倡导低碳生活、引领国际规则、加快技术创新等领域科学谋划、系统部署、精准施策。

企业碳中和行动的驱动力与模式

碳中和已成为我国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尽管碳中和是国家面向2060年的长期愿景,尚未转换成针对企业的政策约束,但全球很多企业已经快速响应,主动制定自身的碳中和战略。本文从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理论出发,分析了企业做出碳中和承诺的内部和外部驱动因素,论证了企业"化被动为主动"、自主实行碳中和战略,不但有助于在未来更加严格的气候政策规制中获得先机、赢得行业竞争优势、拓宽绿色市场份额、规避可能的经济风险,而且具有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树立良好品牌形象、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等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碳中和战略及模式,总结分析了国内企业实现碳中和承诺的机遇和挑战,为国内企业制定零碳发展战略、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路径建议。

碳中和愿景下的循环经济建设:芬兰图尔库市的管理经验及启示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提出绿色复苏计划和碳中和远景目标。欧洲普遍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绿色增长、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以芬兰为典型代表,该国将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目标关联,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路径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减少原料和产品在提取、制造、运输、销售和处置的全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碳排放,其管理经验和创新做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通过芬兰及其西南部地区图尔库市的案例分析,探讨其将循环经济战略与碳中和目标结合的管理经验和亮点措施,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建立循环经济与碳减排协同机制、加强科技创新、开展利益相关者多主体合作等角度,提出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及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启示与建议。

化石能源行业就业变动的驱动因素:大势所趋或转型之果?

2013—2018年间,中国化石能源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吸纳就业量减少约1/3。供给侧改革和能源清洁转型被广泛认为是化石能源行业就业萎缩的主导因素,但实际驱动作用尚未得到定量评估。分析了2004—2018年中国化石能源行业就业量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2013年以前,化石能源行业就业需求增长主要是由经济发展驱动;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就业增长量下跌,以至于其不能完全对冲技术进步驱动的就业量下降,是2013—2018年间化石能源行业就业量逆转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过程对化石能源行业就业量下降的贡献比例为52%,超过了产业结构转型所贡献的48%。并且单就从业者数量而言,化石能源行业由于产业转型而流出的劳动力能够通过行业间转移,被其他行业重新吸纳;而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增长量下跌是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的整体趋势,该因素所致的就业压力消解难度可能更大。因此,化石能源行业的就业压力既是经济增速放缓和技术进步“大势所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果”。建议在做好转型过程中就业安置保障工作的同时,针对经济增速放缓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冲击做出积极及时的响应。

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能源安全评估体系重构与启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系统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前提,其内涵已从传统化石能源供应安全拓展至包含稳定供应和可持续利用的更丰富维度。本文构建了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下的新型能源安全评估体系,以美国、英国、中国、印度等18个国家为例识别了能源安全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在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多元化能源安全评估体系下,英国、日本、中国等油气资源匮乏国家的能源安全性显著提升,阿联酋、俄罗斯等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全球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将强化这一趋势。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能源安全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可持续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能源转型中更具优势;敏感性分析显示,尽管化石能源供应仍是各国能源安全的主导因素,但多元化供应、可持续利用在能源安全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为此建议,把握转型契机,发挥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资源优势,健全能源治理体系,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举措,提高能源安全水平,为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