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构建具有甘肃政法大学鲜明特色的法学学科专业体系

新时代国家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布局的战略要求是推动基础学科转型升级、加快构建新兴法学学科、开展法学交叉学科建设和完善涉外法学学科设置.法学学科是甘肃政法大学的立校之本、强校之基.对标«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和«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学校法学学科建设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态.“新法科”建设背景下,学校要凝练特色发展方向、强化科研问题导向、推动教育教学转型升级、完善协同育人机制,进而树立提升法学学科整体实力、推进人文学科综合实力、构建交叉融合学科的发展思路,以法治实践需求为基础、共同基点为关键、问题意识为导向,推进法学学科和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为建设甘肃法治高地贡献“甘法大”力量.

理财型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委托理财型受贿中的"明显高于应得收益"可通过对利润真实性质的考察和例外情况下对受贿故意的排除来把握;"亲自理财"型受贿的定性应当慎重,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影响该类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借贷或借用形式建立虚假理财关系、实质上从事权钱交易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比较法视野中测谎之证据能力及省思

测谎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科学侦查手段,测谎结果的属性存在供述说及非供述说,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美国基本否定其证据能力,而日本则认同其证据能力。我国在案件侦查中也运用测谎技术,鉴于此项技术的精确度以及实施的正当性存在争议,因此我国相关问题的规定需要检讨,在得到受测谎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对实施测谎,但仅限于帮助警察确定案件侦办方向或寻找线索的参考测谎,测谎结果无证据能力。

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系列论文之一

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翻供具有两重性,既可能是对原供真实犯罪的消极否认,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也可能是对原虚假犯罪供述的纠正。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基本思路,应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和遵循证据采信的一般规则,围绕有无证据证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有无相反证据推翻指控的犯罪事实三个方面进行认定。开庭前的程序性审查应当重视证据的审查。庭审阶段应充分调动控辩双方法庭讯问、询问及举证、质证功能,正确认定证据。

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的理性应对——基于刑事政策与刑法功能调整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应引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理论,以充分发挥刑事政策和刑法在化解社会风险时积极价值。我国部分刑法学者对风险社会"风险"的理解表现出泛化的倾向,应当对风险社会风险的产生来源有明确的界定,防止无边界的放大。基于刑法谦抑性的品质,刑法功能有限性和最后处罚性的特点,刑事政策和刑法对社会风险的调控应秉持理性,在积极应对的思路下应防止和限制刑法犯罪圈的过度扩张。刑事政策应对社会风险要处理好安全与自由的有机统一,立法谦抑与刑法扩张的对立统一。

法律监督价值论

长期以来 ,法律界对于法律监督的研究一直侧重于真理性的应用研究 ,而对价值性的应用研究不足。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 ,注重于追求依法加强法律监督职能 ,忽视了对法律监督价值的认识和追求。主要表现在 :认识法律监督价值的程度和广度不够 ;针对价值原则的实践活动不太明确和充分。正是因为对法律监督价值的认识模糊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贯彻实施 ,并且已经对检察权的权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刑事法学流程化实践实训教学模式之构建——基于甘肃政法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甘肃政法学院从法学教育规律和法学教育目标需求出发,构建了一种实现法学基础知识传授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法律实践紧密衔接的教学模式,初现成效。研究、借鉴本成果的有益尝试对于构建具有普遍指导价值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进而推进法学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具有标本意义。

城市和谐的安全保障:犯罪预防战略措施及其整体优化

犯罪成型是一个发展过程,控制城市犯罪泛滥的预防措施也必须是一个发展过程。必须控制社区解体的速度以及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群体等弱势主体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承受度。公民、城市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都有义务根据能力采取适当的情境型犯罪预防措施控制特色的犯罪行为。发展型、社区型、情境型犯罪预防战略措施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促使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思考控制犯罪的全新分析视角。

我国短期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的具体思路

商业贿赂作为极不公正的商业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以我国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基础,提高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能力,灵活地应用现有的刑罚手段,加大犯罪者的成本,是商业贿赂在短时期内能够尽快、有效得到遏制的合理思路,也有利于中央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主要目标的实现。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实践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形式的多样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导致在具体案例适用中理解的差异,本文针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提出细化适用的思考,即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司法解释对医生构成商业贿赂犯罪在"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方面的规定,与现行立法存在矛盾,降低了该罪的构成门槛,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商榷。

新型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评析

"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十种新型受贿形式提出了处理意见。《意见》规定的十种新型受贿形式都是当前受贿案件办理中经常遇到和存在异议的问题,通过《意见》的明确规定,为我国惩治新型受贿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受贿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意见》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仍过于概括和模糊。

被告人翻供口供审查认定的理论探讨——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的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

论司法鉴定统一立法前对其制度的完善

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一项科学实证活动,既具科学性,又具法律性,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现实的诸多原因,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综合考虑现实因素,现阶段,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应当借助地方立法,建立和完善与现行诉讼模式相适应的司法鉴定制度,实现鉴定制度现代化、法制化。

人权保障视野下设立预审法官的必要性——“侦审合一”的弊端及其完善

近年来 ,各地公安机关为提高司法效率 ,先后进行机构改革 ,将“侦审分设”① 改为“侦审合一”② 。这一全新的侦查体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由于公安内部证据审查机关被撤消后 ,因检察机关监督的被动性、薄弱性和滞后性 ,以及法院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仅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往往缺乏真实性而流于形式 ,加上侦查权固有的强大 ,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利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针对“侦审合一”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从理论上探讨设立预审法官制度的必要性 ,目的是想通过设立预审法官来行使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司法救济 ,从而限制侦查权的滥用 ,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的调查与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理性分析翻供理由及认定与否理由,掌握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认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口供证据的保障制度,减少或预防翻供现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立法的一项制度,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现行的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已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此制度的理论研究薄弱;二是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对其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探讨,目的是从价值层面折射其理论光芒,以正确指引司法实践。

刑事法情景式教学模式构建初探

情景式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位置,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应在刑事法教学中引入情景式教学。构建刑事法情景式教学模式应包括刑事案件的审判观摩、模拟审判、刑事法律专题讲座与辩论等基本模块,而且还需注意在上述模块中有意识地贯穿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并切实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作了扩充性的规定,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的罪名进一步确定,但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及其具体的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认为,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和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应遵循实质要件判断标准,即对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认定受贿罪时不能仅仅局限在采购环节。应当严格区分医生所收受商业贿赂的基础条件,如果是基于医生的行政职务行为而收受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反之,如果基于其处方权而收受药品回扣等,则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在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将共犯分别认定为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地震引发的相关刑事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抗震救灾期间发生的犯罪,有常规性犯罪,也有这一时期引发的特定犯罪。如何对其认定和处罚涉及到刑法及刑事政策的适用,同时也关系到灾区社会稳定的维护和灾区和谐社会的重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客体分析——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思考

基于对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中所使用“经济损失”与“物质损失”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不一,同时受民事案件审理中对精神损失判决赔偿的影响,审判实践中,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对被害人精神损失予以赔偿各地做法不一。刑事法律规范明文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仅限定于财产性损失,但立法的规定从未中止理论界探索的脚步,随着对人权观念的重视,要求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将理论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两种对立观点的剖析,无疑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