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不俗——论但丁对俗语的辩护

文艺复兴初期,拉丁语作为欧洲通用语的地位在意大利受到动摇,拉丁语和意大利俗语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但丁积极捍卫意大利俗语,并试图建立标准意大利语。但丁捍卫俗语的过程表明,标准意大利语的确立不仅是意大利俗语取代拉丁语的过程,也是意大利俗语内部贵族语言凌驾于大众语言之上的过程。因此,但丁捍卫的俗语并不俗。但丁的语言思想和辩护策略与皮埃尔·布迪厄的一些思想契合,颇具现代性;但丁对俗语的辩护也成为西欧各国拉丁语和俗语之争的模板。

重复与死亡——论《玛莎·奎斯特》中的亲子冲突

本文针对亲子冲突这个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这个现象进行思考,试图通过解释其发生的根源来论证其普遍存在的必然性。本文介绍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死亡本能这个概念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然后通过分析《玛莎.奎斯特》这部小说中亲子冲突的描写,寻找到亲子冲突和死亡本能之间的联系。认为亲子冲突这个主题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是因为它体现了死亡本能和生命本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被遗忘的邂逅——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学

对精神分析学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这个现象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按照时间顺序,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精神分析学的融合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孕育阶段、融合弗洛伊德思想的阶段、融合拉康思想的阶段和后现代主义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代表人物和融合的特点,都对当时的文学批评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切入点,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颜色词“red”和“红”的意义比较

本文探讨了"red"和"红"这两个词汇在英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异同。分析了"红"这个词汇在古诗词中的一个特殊用法以及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并与英语单词"red"在英国诗歌和习语中的用法进行尝试性的比较;并认为在英汉翻译时应该意识到这种意义上的异同。

论G.K.切斯特顿对青年胡适的影响

胡适早年留学康奈尔大学时用英文写下四篇西方文学论文,在其中一篇他提到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基督教护教学家G.K.切斯特顿,并对其《罗伯特·勃朗宁》一书赞誉有加。本文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切斯特顿的宗教思想对青年胡适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胡适阅读过切斯特顿的哪些著作;然后从学业需要和宗教信仰的角度论述青年胡适心仪切斯特顿的原因;接着论述贯穿切斯特顿和青年胡适的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乐观主义,并着重探讨两人在乐观主义的要素——自由意志思想——上的相似性。最后,本文联系胡适的实用主义转向和20世纪初中国的时代背景探讨胡适后来不再提及切斯特顿的原因。

性别、文本和建构论的局限

性别和文本有什么联系呢?建构论认为二者都是建构出来的;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文本是由文化建构的,二者都没有本质。在西方文论界,建构论——比如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理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影响巨大。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查尔斯·谢泼德森巧妙地运用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真实界概念,指出建构论的不足。他把真实界分为象征界之前的真实界和象征界之后的真实界。谢泼德森拥护后一种版本的真实界,但同时强调象征界的局限性。这样,即使谢泼德森最终接受了建构论,也没有对其盲目崇拜,而是从新的角度强调其局限性,彰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为意义而战——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意义观

凯瑟琳·贝尔西是英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意义观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尔西的意义观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她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批评表现论和摹仿论,认为语言不是透明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或反映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贝尔西接受能指物质化的观点,把意义的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强调符号(包括文学作品)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内涵意义不是自然和永恒的,而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贝尔西的意义观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文本的空白和实现——以《苏小小墓》为例

历代学者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阐释,这实质上是对该诗文本的"空白"所作的不同填补。文本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吸引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对文本进行阐释是文本的实现。对李贺的《苏小小墓》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种文学理论观点的反映,但在文本实现的过程中,读者要确保文本阐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对《丁登寺》的三种解读

《丁登寺》这首诗在了解华兹华斯早期的思想特别是宗教观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以来,国外的评论家从多种角度对此诗进行不同的解读;而国内的批评几乎都局限于从泛神论或自然主义的角度解读此诗,忽略了超泛神论和活力论这两个重要的解读角度。超泛神论解读是对泛神论解读的延伸,而活力论解读则是对泛神论和超泛神论解读的颠覆。通过分析和对比这三种解读,可以获得对《丁登寺》更深入的理解。

论十九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阿拉丁的形象

受1992年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影响,阿拉丁的阿拉伯人形象深入人心。但在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情况并非如此。在当时的《天方夜谭》中,阿拉丁的形象有四个特征:中国人、幸运儿、滑稽人物和知错能改者;在伦敦的舞台上,阿拉丁的主要形象是中国人和浪漫多情者;在当时的童话中,阿拉丁的形象则是中国人和悔过自新者。可见,在十九世纪早期,阿拉丁是中国人的观念在英国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原本是个和中国相关的故事。由此,文章旨在帮助国人更准确地认识当代流行文化人物阿拉丁。

论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特点和影响

奥基夫/法尔利的《阿拉丁或神灯》(1813)让《天方夜谭》中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成功地走上伦敦舞台,并对后世的阿拉丁改编剧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阿拉丁或神灯》的成功之处有三:第一,大规模的中国风;第二,约瑟夫·格里马尔迪的滑稽表演;第三,顺应社会进步的伴侣式婚姻观。它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处:第一,亨利·拜伦的《阿拉丁:了不起的无赖》(1861)继承《阿拉丁或神灯》的三个特点;第二,波洛克玩具剧院所用的剧本《阿拉丁或神灯》(1876)是奥基夫/法尔利《阿拉丁或神灯》的简写本。

论《阿拉丁:童话歌剧》的自相矛盾

戏剧家乔治·索恩和作曲家亨利·毕晓普在1826年共同创作了《阿拉丁:童话歌剧》,此剧备受期待,但在特鲁里街皇家剧院上演后遭遇票房上的滑铁卢。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演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剧本质量不佳;第二、特鲁里街皇家剧院和科文特花园剧院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该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演。但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导致演出失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索恩和毕晓普对此剧剧种的定位不一致。这导致剧本内容的风格与音乐的风格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影响此剧的演出效果。

“向下”与“深度”:德·昆西的黑暗崇高与心理空间

“崇高”在英国19世纪的美学中是一个经常讨论、多次被撰写的话题,涉及该话题的理论家有埃德蒙·伯克和詹姆斯·毕提等。德·昆西对此话题的贡献,虽然不太为人熟知,但是很重要。本文将追溯他的“黑暗崇高”的起源,关注他童年时期的阅读和天文学对他的影响,特别是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对他的影响。在巫师的法术所产生的诡谲中,德·昆西看到了“黑暗崇高”的例证。他受到当时天文学发现的影响而形成的空间观,使他意识到产生黑暗崇高的对象都具有“向下”的品质。“向下”产生崇高的想法是对18世纪英国美学的“深度”观的进一步拓展,是对英国崇高美学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