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官本位体现着人治社会专制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着等级特权观念和"以官为本"的单一价值取向。而民本位则体现着法治社会民主法治的政治安排,体现着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以民为本"和"法律至上"的价值规范。从官本位到民本位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只有扫除专制体制残余,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打破特权等级观念,构建自由平等理念,破除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残余,达成以民本位的现代价值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的人治社会传统,建立起民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关系的变迁及其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利益关系是影响政治变迁的核心要素,因此,对我国利益关系变迁的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体现为国家—公民间利益关系,公民间利益关系,公民与社会间利益关系以及国家—社会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变迁,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家长制、一言堂到权力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对策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近年反腐败斗争破获的大量权力腐败案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些涉案的腐败分子大都热衷于在组织内部大搞家长制、一言堂，从而为权力腐败铺平道路。

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

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遵循着一条在农村地区优先发展程序民主和在城镇地区逐步推进实体民主的发展路径。然而,程序民主的发展势必会导致实体民主,而实体民主的发展也必然会对程序民主的推进提出要求。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程序民主与城镇地区的实体民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

治理理念下的政府与社会责权互动

针对政府与社会的责权问题,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在治理理念下,分析了政府与社会职责边界的厘定,提出对于纯政府事务,政府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负责、参与、服务"型的政府;对于纯社会事务,社会要实现职能重构,不断提高自身组织化水平和社会承担能力;对于政府和社会共同事务,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政府与社会间职权的无缝对接。

现代国家建构中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与平衡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建构模式。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民主赋予了官僚制现代属性,而官僚制为民主提供了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对立使官僚制与民主之间衍生出三种恶性关系并威胁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从权力结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三个方面来保障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构建良性互动的官僚制与民主关系的根本路径。

我国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我国的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遵循着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模式: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推动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从两个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市场促使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而使社会能够影响国家,并对国家职能的转变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又导致社会矛盾的凸显,从而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并迫使国家权力进一步优化升级。伴随着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不断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市场的良性运作、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国际关系中价值原则与功利原则的互动关系分析

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原则和功利原则是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博弈的两条基本准则。当代国际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将价值原则融入到功利原则之中,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价值原则的束缚,并通过价值伸张、价值解释、价值规避、价值背离、价值抉择、价值创造、价值转变等手段使价值原则工具化,以服务于功利原则。因此,以国家实力来保障和践行本国奉行的价值原则和功利原则便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由之路。

新形势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向与应对策略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民自治又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具体表现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联动发展,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逐步转变,村级民主向乡镇民主不断延伸。基于当前村民自治实践面临的新变化,应当优化村民自治的发展动力,调整权力主体关系,丰富自治内容,健全保障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加快推动村民自治优化升级。

协商民主有效性的三维标准及其提升路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在推进我国政治文明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提高协商民主有效性是推进协商民主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协商民主的有效性主要包括协商程序的有效性、协商结果的有效性以及协商主体的有效性三个维度的标准。我国当前的协商民主实践普遍面临着有效性严重不足的发展困境。提高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实现有效协商,是发展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规范协商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二是逐步推进协商民主形式优化升级,提高协商过程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力;三是逐步转变政府的传统观念,提高社会公众的协商能力。

论新时代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

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改革始终是中国改革的核心课题和首要任务。总体而言,40年间中国政府改革从内容上看体现了"结构—功能"的方向与特点,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机构缩减——膨胀的顽疾。以行政审批权下放和权力清单制度为主题的新时代政府改革,找到了解决以往政府改革痼疾的有效突破口,但由于中国行政层次较多,政府改革依然面临着深层次的行政困境。"功能适应性"政府改革是解决政府行政困境的有效途径。

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质与程序的统一

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信息渠道拓宽、社会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政治发展呈现出以实质民主为主的政治建设形态。而由于臣民文化影响较重、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国家的驱动等原因,程序民主成为农村政治建设的主要形式。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两个维度,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我国现代化民主进程。

政治接触:协商民主渐进发展的逻辑起点

实践证明,多元参与主体之间广泛的政治接触是协商民主渐进式发展的逻辑起点。通过政治接触,能够有效地纠正多元协商主体之间的认知偏差,建立交往关系,形成妥协意愿;同时,也能进一步改善国家形象,管控政社分歧,软化权力运行。基于此,协商民主渐进发展要明确多元主体间有序接触的基本原则,完善接触的制度机制建设,逐步构建起覆盖各层次均衡发展的接触体系。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人类劳动形态变迁

劳动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生动力。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劳动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劳动场域的"多维化"以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人类劳动形态从过去的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人机交互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基于志趣的小众化研发型劳动组织成为主流以及劳动与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

家长制、一言堂：滋生腐败的恶之花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