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序列分析

综述了DNA测序技术。对DNA序列分析方法 ,包括 :毛细管电泳、阵列毛细管电泳、芯片毛细管电泳、超薄层毛细管电泳、质谱法、原子探针法、杂交法、流动式单分子荧光检测法 ,作了详细评述。

战地记者讲述郑绍文

1940年初,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中国军队弃城失地,溃败千里。日本侵占南京后,铁蹄又践踏武汉。武汉外围敌后地区抗日救亡的重任,就落在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5师的前身）的肩上。这时,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中国作家安娥的陪同下进入豫鄂边区,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之后,史沫特莱写了《中国的战歌》第九章,安娥写了《五月榴花照眼明》。史沫特莱和安娥进入豫鄂边区后,见到的第一位纵队领导就是参谋长郑绍文。后来,郑绍文另有重任离开了她们的视线。虽然只有短短10多天,却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强英雄事迹采写回想

梁强英雄事迹采写回想重庆日报郜虹，向泽映梁强“抱走一团火，救出一车人”的英雄事迹发生在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１日，事件发生后，引起新闻界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３月２４日，直升飞机将生命垂危的梁强转送到重庆的第三军医大会附属西南医院，省内和驻川中央新闻单位...

建立竞争机制 稳妥推进改革——重庆日报五年改革回顾

这几年,全国党报改革呈现加速推进趋势,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市场压力,迫使党报不得不改革;又由于党中央推出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以及将要推出的改进突发事件报道等举措,给党报新闻改革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

迈坚实步伐 攀事业高峰 重庆日报加速改革 争创一流

2004年2月10日是重庆日报新一轮改版的第一天,打开报纸犹如春风拂面,使人感到新奇、清新,改版引起读者极大反响。改版面貌一新读者交口称赞通过新闻热线,老读者袁镇涛第一个打来电话,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一拿到《重庆日报》,就觉得面貌一新,然后一口气读完了。"他说,改版后的《重庆日报》版面很气派。

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 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水平

一、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是党报新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说它是重点,其一是因为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的内容大多涉及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乎一个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党委机关报搞好政治经济社会舆论引导意义重大;其二,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大多占据了党报一版、二版重要版面,这些报道的标题和内容呆板生硬,缺乏可读性,让读者生厌。

浅谈成就报道的观念、规律及有效性

一、有关成就报道的几个观念。 1.成就报道是党报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的主要任务,是党报新闻宣传的永恒主题。作为党的机关报。

国家投资倾斜西部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了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六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重点，加大了金融对西部信贷支持的力度。

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迂回曲折的抗战历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围绕如何实现合作共同抗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重要谈判，最终在1937年9月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斗智斗勇在敌人监狱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又在上海被捕。

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春,我党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调我去武汉参加谈判。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对我说,为了加强我军在武汉方面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他已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谈妥,由我任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

浴血奋战在洪湖苏区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西苏区,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以湖北的洪湖地区为中心,由散开的几块根据地组建而成。这些地域之间,有的虽然未完全连成一片,但都在湘鄂西特委及以后成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湘鄂西根据地。

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春,我党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调我去武汉参加谈判。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对我说,为了加强我军在武汉方面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他已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谈妥,由我任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