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司法主体公正观

习近平法治思想始终立足我国特有司法体制并始终贯彻人民中心思想,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实践导向和理论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司法主体公正与否是衡量刑事司法公正力度的关键维度之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主体公正理论的指导集中表现在:扩大刑事司法主体范围,包括参与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各权力机关;强调刑事司法主体应当具备奉公守法品质和独立办案能力;明确刑事司法主体的公正事关司法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并就如何保障司法主体公正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贯彻司法为民思想、培养德才兼备的法治工作队伍等。

我国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国际层面上还是在国内层面上,我国都还没有通过或制定专门针对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条约或是法律。对于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种种争议,还只能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权,文章在综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法律解释,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法律制度的建议。

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商人法的融合与冲突

伊斯兰教法有关金融、贸易、保险等商事领域的规则独具特色,现代商人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法律规范的地位已经得到各国商人的尊重和各国政府的认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伊斯兰教法与现代商人法之间冲突的同时,又保持对伊斯兰教法的"忠诚",是各伊斯兰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缺席审判中重新审理制度刍议

重新审理程序具有强化刑事缺席审判正当性、体现程序正义之理论基础及实现引渡目标之现实基础。但目前立法未对重新审理程序的启动设置任何限制,存在被告人滥用异议权风险,导致司法成本增加,诉讼效率降低,致使理论和实践对重新审理程序之必要性产生疑惑。且重新审理程序性质不明确,相关制度研究的系统化亦存在不足:对如何确定重新审理程序中法院级别问题未进行深入分析,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重新审理程序如何衔接也缺乏探讨。故在现代刑事诉讼语境下,应以缺席审判之理论基础及引渡之现实需求来可定设置重新审理程序的必要性,并对其启动设置条件限制,实现人权保障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将重新审理程序定性为一审程序,维护被告人的审级利益;同时构建体系化的重新审理制度,明确重新审理程序中法院级别问题,以保障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利,提高该制度适用率。同时,还可以适当简化审判程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河北省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研究

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国家对应用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进行管控,同时也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目前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系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尚处于滞后阶段。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河北省在利用转基因技术领域已经有所成就。在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河北省可以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而有所作为。

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现状及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严格适用条件和程序削弱了被调查人和监察人员的适用积极性,导致该制度被不当规避。该制度未充分保障被调查人诉讼权利,缺乏对监察机关的有效监督,使其正当性受损。因该制度在不同阶段的转化方式不明确,产生司法实践混乱之现象。故应以"权利导向"理念为指导:在实体层面,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统一认罪认罚从宽的认定标准,设置梯级化的从宽幅度,并准确界定"从宽建议权性质"。在程序层面,赋予监察人员提出从宽建议之决定权,完善留置替代性措施,激发监察人员办案积极性;明确该制度在不同程序中的转换方式,同时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现两法之有效衔接。

民事指定管辖的理论逻辑、行为属性和完善路径

指定管辖制度的理论逻辑包括司法公正、诉权保障及程序安定,这也决定了指定管辖行为的司法属性。指定管辖制度以维护程序稳定和管辖法院客观公正为核心,以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当事人权利为外延与保障,呈现出“窄入口”和“窄出口”的制度结构。“窄入口”是指基于指定管辖制度之“补充”定位,其启动程序较为严格,这种严格性体现为指定管辖的范围、适用条件需明确、当事人的权利需得到充分保障。“窄出口”表现为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非经特定事由,不得随意推翻指定管辖裁定和提出异议。故本文以上述结构为切入点,对目前指定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视并提出优化路径。

中国侦查预审功能之实然反思与应然定位

侦审模式的嬗变均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侦查预审职能的科学定位,其中将“补充侦查”“深挖余罪”视为侦查预审功能是问题之根本所在。为发挥侦查预审在把控案件质量、引导侦查预审模式选择等方面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检视当前侦查预审功能的落实现状和问题所在,科学界定侦查预审的应然功能,构建以保障侦查质量为根本,以监督、引导侦查为具体的功能体系;并祛除其“承继侦查”功能。

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功能之重新定位——以“两法”有效衔接为视角

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制度具有规范调查行为、证明调查行为合法性及防止冤假错案多重价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限制了其功能发挥。“留存备查”及将检察机关调取监察录音录像理由限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不利于发挥录音录像之事实证明功能;同进立法并未明确被追诉人是否享有申请调取权及监察机关拒绝调取的程序制裁后果,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有效落实。因此首先应肯定职务犯罪中录音录像制度具备的多重功能:以规范调查活动、保障被追诉者供述自愿性为主,以事实证明为辅。在此基础上,完善司法机关调取监察录音录像制度,构建录音录像资料差异化移送制度。此外应赋予被追诉人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之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申请救济之方式,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以实现“两法”有效衔接之目的。

认罪认罚背景下检察机关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之再考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背景下,“少捕慎诉”“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理念及轻罪刑罚轻缓化为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提供了契机。但该制度的实体适用规范模糊,未明确认罪认罚主导作用;适用程序较繁琐;我国未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以过滤不当起诉,导致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较低。故应在“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适用”理念下,明确其实体规定,确立认罪认罚的主导性地位;简化内部审批程序,赋予办案人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独立性;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起诉必要性审查机制,倒逼检察机关重视起诉必要性问题;同时要激活检察建议制度。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监察调查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监察法》非常重视涉案财物调查程序之正当性,针对搜查、扣押等调查工作确立了强制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目前刑事涉案财物调查体系制度定位仍存在偏差,如未能体现其财产保全价值;监察机关能否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立法方面语焉不详;利害关系人之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应当以人财并重理念及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对物调查之财产保全价值;检察机关应成为财产保全及实体处分的决定主体,加强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衡与监督;细化和完善利害关系人之程序性权利,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程序救济机制。

避免政务处分代替刑事追究之对策——以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为切入点

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监察委之后,监察机关掌握着职务犯罪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数量。由于监察机关权力高度集中、未受到外部有效监督等原因,可能会存在不当分流职务犯罪案件、侵犯司法权之风险。故亟须理论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应从初查程序流转、监察立案和移送起诉等关键时间节点角度规范监察机关的权力运行:加强监察机关内部对初查决定的监督,完善我国监察立案模式,明确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范围,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不移送起诉决定的法律监督权。此外,应注重从实体法角度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之界限,以期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防止监察机关不当行使职务犯罪案件分流权,实现两法有效衔接。

刑事强制措施的检察控制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大多集中在审判及监察制度方面,未涉及从整个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的角度对审前程序中的强制措施进行事前检察控制。加强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检察控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域外对审前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以重构强制措施基础理论范畴为前提,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职能及强制措施备案制度,实现强制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同时,还必须完善以程序性权利为中心的救济机制。

关于矿山生产探矿对降低混岩率的探讨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矿产资源不断的开发,一些几十年的老矿开始面临着资源枯竭、开采难度过大以及开采成本过高等情况,如何将高混岩的矿石、低品位的矿石的开采与利用变为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于是对矿山生产探矿能否对降低混岩率进行研究,通过对矿山生产探矿针对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矿体进行研究,并对实际应用效果进行研究,帮助本矿山及有相同问题的矿山的矿产资源今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探讨我国刑事回避及管辖权异议制度——以王成忠案件为例

王成忠案件说明回避制度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完全得到执行,同时暴露出我国回避制度在审判阶段中存在的缺陷: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缺失;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不完善。对此,需结合域外经验,填补审判委员会成员回避的决定主体及相应救济程序的法律空白;进一步细化我国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以达到保障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目的。

刑事和解与刑事速裁程序之衔接——以提高司法效率及刑罚轻缓化为核心

速裁程序属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产物,体现实用主义价值;刑事和解贯彻的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导致以刑事和解为适用条件的速裁程序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目前两种制度中检察机关的权力存在差异,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出现矛盾,且两种程序的审前程序较繁琐,致使两种制度的结合会进一步降低司法效率;同时立法未明确能否对同时符合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情形的被告人给予双重量刑优惠,导致司法实践出现混乱。故如何协调刑事和解与速裁制度的有效衔接是当前亟需澄清的问题,首先在理念上应承认刑事和解是适用速裁程序的一个环节,两种制度的的衔接建立在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基础上。此外在程序层面,应简化速裁案件的审前程序、确立"刑拘直诉"模式;重新配置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权力内容,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强化检察机关审前主导性之改革方向保持一致,充分发挥其审前分流作用。在实体层面,应以实现刑罚轻缓化为指导,给予被告人双重量刑优惠,以实现速裁案件"简者更简、轻者更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