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现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强管理并不断地进行管理上的创新才是企业在竞争中得以制胜的根本保证。本文认为，在新形势下创新企业经济的管理需要从观念、制度以及企业内控等方面着手。

反垄断指南的功能探讨

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内部层面,反垄断指南具有建构、保障、规范反垄断执法裁量体系和反垄断执法程序的功能。在社会公众的外部层面,反垄断指南具有增强公众合法预期、指引公众合规行为,同时促进反垄断法公众认同的功能。在我国现今的反垄断体制下,反垄断指南还具有协调、整合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政策的特别功能。

我国汽车市场涉嫌垄断问题的规范分析

汽车市场的垄断问题主要集中在经销市场和售后市场,基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宗旨及相关规则,对这两个市场领域的涉嫌垄断问题进行规范层面的识别与分析,主要包括汽车经销市场中的4S授权经销模式、转售价格限制、地域限制、客户限制、搭售、拒绝交易以及汽车售后市场中的排他供应、排他购买、信息封锁、超高定价。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行为的认定辨识——以“利乐案”为例

以利乐涉嫌垄断案为切入点,对相关的搭售理论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梳理,进而提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搭售行为认定的"双阶层、四要件"的分析范式。结合利乐案,首先就利乐搭售行为的构成进行分析,满足要件后,再就该搭售行为的违法性展开合理分析,重点关注搭售行为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果,即在限制竞争的效果与积极经济效益之间作出合理权衡,在此基础上将"更强理由"纳入到违法认定的分析范式中。由于利乐通过"排他型搭售"和"技术型搭售"所实施的剥削性定价可以成为违法认定的更强理由,从而得出结论。

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基于“奇虎诉腾讯垄断案”终审判决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对"奇虎360诉腾讯垄断案"的终审判决,在法律适用逻辑和事实认定方法上进行了探索,形成了值得研究的裁判要旨。相关市场界定及其明确性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规范性前提要求。但由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其相关产品市场事实上难以明确界定,同时市场份额的认定作用减弱而其他因素的认定作用增强。对此,需要对"相关市场"法律规定的逻辑价值和操作方式加以分解,在保持逻辑价值的前提下,改造操作方式。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可以不主要依赖对相关市场的明确界定,而采取对相关市场予以"基本界定",并通过证据识别与个案事实最密切联系的竞争约束,同时综合考虑其他不依赖相关市场界定又有助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因素。以此沟通个案中相关市场界定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间的途径。

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恢复性救济

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应当统筹垄断行为的认定和救济的制定实施,重视恢复性救济,直击责任主体在规模、范围、网络、数据等方面的不当垄断优势,消除垄断行为对竞争的不利影响,重置有效的市场竞争条件。恢复性救济既可以采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非歧视义务、数据隔离义务、数据共享义务、互操作义务、强制结构性分离等传统措施,也可以采取要求算法共享、责令暂时停业、补贴竞争对手、促进个人数据可携权行使等新型措施。尽管面临反事实状态难于阐述、进入壁垒不易确定、市场可竞争性存疑、时度效不易把握等潜在挑战,反垄断执法机构应遵循有效性、必要性、及时性、可管理性等原则和方略,统筹救济制定、实施、监督、矫正和保障,以充分实现反垄断执法的价值。

原则性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立法正确性及其实施改进

转售价格维持竞争效果认定的模棱两可给依反垄断法对其的恰当处置带来了挑战。美国的Leegin案确立的转售价格维持之合理原则的正当性是有限度的,图景误置暗藏着消解我国反垄断法制统一性的危机。我国《反垄断法》原则性禁止排除、限制竞争的转售价格维持绝不是立法错误,对其适用的难点在于分析方法构造。立足本土,我国需要对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原则禁止+例外豁免"的规范意义及其分析方法形成自觉理解和自主选择。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的分析方法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陷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对转售价格维持执法案件的事后评估有助于执法政策优化和分析方法改进。

校园贷的异变、成因与治理

校园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衍生品发挥着普惠金融功能,有助于促进大学生获得均等的金融服务,但是一些异变的校园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因此,有必要重树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的理念,从准入、运营、征信等方面完善监管体系,通过立法引领、平台自律、学校管理、家庭协同、司法助力、社会支撑等形成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同时,着力强化大学生价值观、消费观等教育引导,切实提升大学生的财商和网络素养。

平台经济领域差别待遇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已成为全球性热点议题。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实施的滥用行为,大多涉及歧视或差别待遇因素。对差别待遇行为的经济学原理及其经济效果进行考察,以可能导致的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损害为基础,可将差别待遇行为分为三种类型:剥削性差别待遇行为、扭曲性差别待遇行为、排他性差别待遇行为。三者在平台经济领域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其法律检验标准和分析框架不尽相同。我国《反垄断法》第17条关于禁止差别待遇行为的规定,是调整剥削性差别待遇行为和扭曲性差别待遇行为的适当依据,但却不是调整排他性差别待遇行为的恰当基础。

电商快递业持续低价竞争的危害、成因与法律防治

快递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中国快递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电子商务的强劲驱动。然而,近年来持续低价竞争乃至低于成本的倾销和掠夺,成为制约电商快递业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低价竞争具有多方面的危害,使电商快递业陷入内卷化困境,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扭曲公平竞争机制,损害消费者利益,挤压快递员劳动收入,加剧经济不平等,背离包容性增长的社会经济目标。持续低价竞争根本上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所驱动的,包括快递企业的加盟制网络布局高度重合,服务趋于同质化,严重依赖电商平台商流,新竞争者强势入局等,对电商快递业持续低价竞争行为形成体系化、长效性的法律防治措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为此,应协同并用促进型与限禁型法律规范,找准现有法规的不足和问题,积极探索电商快递业持续低价竞争行为的法律防治之道。一方面,应加快制定快递业促进法,引导电商快递业供给侧结构优化转型,消解使快递企业持续陷入低价竞争的结构性诱因;另一方面,着力改进规范配置,激活制度功能,强化协同治理,建立针对恶性低价竞争行为的行业监管、价格监管、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反垄断规制等法律防治体系。

反思与权衡: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分析模式探析

转售价格维持是具有复杂经济效果的混合体。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对转售价格维持采取了不同的分析模式。实践中,我国发改委和法院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模式存在持续性冲突;理论上,我国反垄断法学界对该问题的主张取向不同。确立我国转售价格维持的分析模式须厘清《反垄断法》有关"禁止+豁免"的规范意涵,同时不能脱离对基础事实、管理成本以及分析模式之法律确定性和功能自足的考量,采取可抗辩的违法推定具备适合性,但其依据不是"禁止+豁免"下的逻辑推导。为了避免可抗辩的违法推定落入本身违法的陷阱,应着力构建转售价格维持的抗辩体系和抗辩清单,以此保障抗辩实质化。

基于不同成因的市场支配地位及其反垄断法关注与应对

市场支配地位是反垄断法的基石范畴和核心关注。市场支配地位被不当创造、维持、加强的过程会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在“政府行为—经济竞争”的反垄断法框架下,根据不同的成因,市场支配地位可划分为四种类别,并需要采取与之适配的应对策略和规范路径:对基于合法授权的市场支配地位,应着力平衡反垄断与管制的关系;对基于行政垄断的市场支配地位,应密切关注对受益经营者实施的垄断行为一并制裁的可能性;对基于效能竞争的市场支配地位,应重点防范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倾覆市场的危险,对其保留结构性的反垄断规制措施;对基于不当竞争的市场支配地位,应尝试拓宽有关单边行为的反垄断法制度,禁止具有相对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不当创造市场支配地位的特定单边行为。

从传统经济到数字经济:差别待遇反垄断规则的改进

许多国家和地区滥用支配地位制度包含了禁止差别待遇的规定。在传统经济中,差别待遇规则将价格歧视作为原型进行规范建构,相应的违法性要件反映了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内涵,其核心是没有成本依据的价格差异。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催生出纷繁复杂的差别待遇行为,给传统规则带来新的挑战。对此,亟须建立围绕非价格因素的差别待遇行为的分析范式;将算法和大数据驱动下针对中小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剥削性差别待遇行为进行调整;删除《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相关表述和要求,以全面释放其规制功能。

反垄断法学的本土建构:“中国问题”抑或主要难题

原本来看,"中国问题"是文化问题。反垄断法植根于市场经济,其所关注问题的内在属性是经济性。我国反垄断法所涉问题在偏离或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构成要素上的特殊性不具有与该等要素相反的异质性,因此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的"中国问题"。基于反垄断法的"中国问题"建构反垄断法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之主张,颠倒了理论、制度与问题之间的因果逻辑。问题并非定在之物,而导源于理论和制度。我国反垄断法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即对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竞争法的制度、理论在借鉴、杂糅过程中自我理解和自我推进的难题;其根本上是由于不同来源的制度经验和理论观念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作用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导致的我国反垄断法的范失危机。化解危机,需要我国反垄断法学人回返到欧美反垄断法的制度、经验、理论、观念等层面,爬梳清楚其脉络及差异,在反思和批判中开发出建构本土反垄断法学的可欲方向,并找到能够解释、评价、捍卫抑或改进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判断标准。在此进程中,我们应赋予经验方法以重要地位。

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研究

竞争主管机构是竞争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导机构,竞争主管机构评估之所以必要,其核心在于促成机构持续性改进和竞争政策稳健发展。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标准包括结果产出标准和管理过程标准,前者包括对经济效果的福利量化和对案件教义价值的追踪,后者包括对组织机构建设、效能工具拓展、知识基础投资的多维考察。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基本路径包括外部评估和内部评估,二者各有优劣,理应协同互补。"组织发展法"是竞争主管机构评估较为可取的方法。我国竞争政策实践越是多维并行、纵深推进,越是需要倚重竞争主管机构评估的校准和导引,其开展离不开诸方面的环境建设和措施保障。

迈向数字时代的单边行为规范——OECD“数字市场的滥用支配地位”论坛介评

数字经济独特的运行机制和竞争特点,不仅使企业更易形成持久稳定的支配地位,而且滥用这种地位引发的竞争担忧更为普遍,而且使传统滥用支配地位制度在数字市场的适用面临诸多挑战。有鉴于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了“数字市场的滥用支配地位”论坛,着重探讨了滥用支配地位制度的立法与历史背景,数字市场中支配地位的证明和滥用行为的类型及损害理论,处理数字市场滥用支配地位案件面临的局限和解决方案等问题。本文对此次论坛的主要内容作了概要性介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其中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进行了简要评论。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可分性

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排除、限制竞争的关系,尽管学界存在不同认识,但二者应当是可分离的。不涉及排除、限制竞争而直接减损消费者利益的剥削性滥用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滥用"类别。承认剥削性滥用禁止制度的独立性,不仅与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的立场相符,而且具备了《反垄断法》中的价值依托和补充规制功能。基于此,有必要对《反垄断法》第六条作出修改或变通解释。

公平竞争审查法制化的逻辑

作为国务院文件规定层面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由于其制度位阶的局限和制度属性的模糊,难免会压抑该制度应有的价值、功能和权威。有必要对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论证进行大力挖掘并揭示其赖以为凭的诸多合法性资源,着力构筑其法理型权威。公平竞争审查法制化是一种可欲的努力,其实体根据在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合目的性与合宪性,其形式根据则在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内部之正当程序和外部之必要强制的追求。

竞争政策和法律中的公平考量--OECD“竞争何以促进社会公平”论坛介评

经济不平等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突出问题。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多种多样,企业市场势力导致的再分配效应是一个重要因素。竞争政策和法律的核心是打击市场势力的各种不正当来源,防止或矫正倒退性的财富再分配,因而能够促进经济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公平是竞争政策和法律的抽象原则,其要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概念,需发展出更具体的规则、标准。在竞争法的实施中,考虑公平有许多维度,譬如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等。竞争法的实施应恪守程序公平,同时谨慎地考虑实质公平。鉴于竞争不一定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执法实践应加强对劳动者公平利益以及其他纵向公平利益的关注和保障。

经营者竞争约束的来源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能够抵御外部竞争从而得以持续性地获取超竞争性水平的利润。从波特的"五力模型"来看,任何经营者的赢利能力和利润状况,或多或少面临着五种力量的制约。以此为指引,可以凝练出经营者竞争约束的三大来源,即现有竞争、潜在竞争、抗衡力量。进而言之,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性评估框架,可以建立在以这三大竞争约束为基础的分析维度之上,同时涵盖各维度项下的若干评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