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欧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解构与比较分析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链安全保障措施,显著影响国际分工体系。以“指导思想—政策工具”为分析框架,可以相对全面而有效地解构其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旨在追求“美国优先”的绝对安全与霸权地位,日本总体继续坚持“综合安全保障”的理念,欧洲国家则主要强调“战略自主”。政策工具设计分三个层面实施:在国家层面,美日欧都强调重塑制造业生产能力,但侧重领域不同;在区域层面,美日欧更强调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并行,并辅之以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在全球层面,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强化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其关键诉求。展望未来,一定时期内美日欧的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实施将对中国产业链安全造成较大挑战,以区域合作为关键机制的多链并行或将成为重要趋势。

郝宇彪: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关系到我国能否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新趋势,能否保持并发挥自身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更大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指明了方向。

中俄产业链安全合作的现实基础与重点方向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产业链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要在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和优化区域合作布局的基础上,统筹发展与安全。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区域合作伙伴,产业链安全合作是中俄合作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比较分析中俄间产业链安全风险特点、产业依存关系,发现中俄在能源、制造业产业链上的相互依存度较高,在高科技领域产业链上的安全风险较大。结合中俄的比较优势,双方应重点加强产业链优势互补,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相结合,扩充产业链合作领域,以提高中俄产业链安全的韧性。

资源诅咒、货币错配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在全球经济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愈加严峻的债务危机风险。回顾梳理发展中国家历经三次的债务浪潮,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存在四点共同特征:结构主义思想引致债务规模积累、单一经济结构加深债务融资依赖、货币深度错配加剧债务负担、在外生冲击影响下这些问题愈加凸显,发展中国家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基于上述特征,在当前国际局势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对面临严重债务风险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国之一,需要积极构建全球债务治理交流合作平台,参与完善国际债务治理模式,共同确立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债务处置机制。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为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东亚货币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借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东亚货币合作应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规模,稳步推动地区金融与货币合作,并在区域内建立经济与金融状况监管体系与救助退出机制,有效防范各国金融与财政风险;加强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同时,推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妥善应对信用危机。

“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路径评析

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国内外学术界一直热议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产生在于对中国出路的不断探索,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的不断改革。"中国模式"的精髓,在于其是一个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制度移植过程。归纳"中国模式"形成过程中,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内生性和制度创新的渐进性等制度移植特点,结合我国复杂国情环境,总结"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些经验,指出制度移植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寻找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贸易博览会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平台经济理论视角

从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来看,经济增速疲软、“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冲击已是显著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创造性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旨在为推动全球各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全速驱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维护WTO多边经贸协调机制,更为了早日实现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为了更好研究博览会的贸易作用,本文从平台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发现博览会具有服务范围功能最大化、价值增值最大化、平台开放的最大化、运营市场多边化、资源集聚高效化等诸多特点,对于解决中国贸易现存的加工贸易占比过大、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主要贸易伙伴国占比过大、贸易增加值较低等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在将贸易博览会作为一种平台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我国贸易强国的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应积极采取“博览会+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土地流转价格机制形成的前提是产权明晰,因此土地确权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目前,中国农村地区主要有流转双方自主协议定价、土地需求者竞拍定价、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估价、政府指导参考定价4种模式。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首先进一步完善土地确权工作,然后建立统一的土地供求信息平台,最后实行政府指导、市场定价的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

公共债务扩张的机理与效应研究述评

公共债务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面临"财政悬崖",日本以及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也相继暴露出公共债务风险,这一系列的重要现实问题将促使学术界对公共债务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概念混淆进行了辨析,然后从公共债务扩张的机理、产生的宏观效应等角度对关于公共债务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本文最后指出,关于公共债务扩张的机理分析还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对于如何约束公共债务,则需要反思政府财政职能以及如何建立合理而有效的财政赤字观。

投资便利化的起源、发展与评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就如何构建投资领域的多边规则进行了长久的尝试,但碍于综合性和特定领域规则的困境与局限性而不了了之。进入21世纪,投资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速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投资便利化作为规范东道国监管、降低投资者实际障碍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区域和多边层面都被给予了高度重视。南北国家最终能否在投资便利化议题上达成共识,填补国际投资规则的系统性空白?笔者通过系统梳理投资便利化产生的背景与国际社会结构化讨论进程,基于投资便利化的基本原则与典型措施构建指标体系,评估全球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现状。投资便利化是全球投资治理规则中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部分,规避了以往多边投资规则的核心问题,仅强调在决策阶段增加政策透明度、执行阶段简化行政流程和多边联动以加强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将南北国家在边境问题上的对立转换为准入后的监管合作。当前,全球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态势,但仍须加快指导原则向文本协定的过渡。

中国企业对南非直接投资的风险识别与管控

2008年以来,中国对南非的直接投资快速增加。在当今国际投资环境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研究中国对南非直接投资的风险类型、大小以及管控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企业对南非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矿产开发、制造业、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与开发、金融等5个领域。运用ICRG法计算可以发现,近10年来南非的政治风险水平不断上升。中国应在加强与南非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南非民间团体的沟通、做好市场调研与投资环境分析工作等3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中国企业对南非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管控水平。

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历史演变: 管理方式、投资主体与政策目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回顾历史,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1978—2000年探索起步阶段、2001—2012年促进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趋向成熟阶段。从管理制度来看,对外投资管理依次经历严格审批制、核准制以及目前的备案制;投资主体从最初的国有企业为主,日趋多元化,目前以非国有企业为主;对外投资的政策目的从最初旨在弥补国内市场与资源的不足逐渐演变为促进国内经济高增长,最终成型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由此,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对外投资管理思路日臻完善,充分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

货币中性或非中性——基于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的协整分析

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表明,货币在我国呈现非中性,而这些研究多数集中于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或物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对利率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对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实证得出我国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是利率变化和物价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物价变化是利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影响

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成为国内外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原因、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直接原因、助推器以及深层原因的角度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并就其对欧元区发展前景的影响做了详细的分析。

日本财政预算理念的演变、政策实践及启示

日本庞大的政府债务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从日本财政预算理念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层次理解日本财政困境的成因。日本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经历了战后迅速崛起到经济高速发展再到经济低迷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应,其财政预算理念总体经过平衡预算理念、周期性预算平衡、新自由主义财政理念、重拾凯恩斯主义财政理念等四个阶段。日本财政预算理念与财政政策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公共债务:历史演变与当前风险——基于财政收支结构的视角

公共债务问题是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通过梳理中国公共债务的起源与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当前中国公共债务的内涵与大致规模,并从财政收支结构的视角研究中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发展趋势后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态势下,一方面经济建设类支出和民生支出加大将导致财政支出继续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税收体系的顺周期性和消费大众为实际税负承担者的特点导致财政收入难以提升,因此中国公共债务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尽管当前债务负担率低于国际警戒水平,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公共债务扩张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演变与美国例证

通过研究美国公共债务扩张对经济增长、私人投资、物价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公共债务的扩张对美国短期经济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并且会导致经济增长波动加剧。第二,由于美国财政支出主要投向公共产品领域,所以公共债务的增加对私人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投资波动会加大。第三,从静态关系看,公共债务扩张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但从动态关系看,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债务上升导致的通胀压力可以很快得以化解,物价的波动与公共债务扩张的关系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理论发展与实证结果,提出了对中国公共债务发展的几点启示与建议。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因、内涵与解决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十六年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背后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已经步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问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质"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失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等方面;"不充分"主要体现为行政体制改革不够充分、社会法治建设不充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充分、经济体制改革有待充分推进等方面。解决矛盾的思路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切实贯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存在一系列相似性,包括危机爆发前的纸面繁荣、股市暴跌和信贷危机顶点触发、实体经济产能相对过剩等,但此次危机也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生产相对过剩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且在中国等社会主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存在,经济危机的全球性特征更加突出。此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但在生产过剩形式上由一国国内蔓延至世界范围。经济危机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独有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内在矛盾。

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与变革

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的变革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促进新时期国际秩序变革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稳定性、实用性、失衡性、多变性以及区域性等五个特点,而金砖国家的崛起、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入则构成促使国际秩序转变的主要因素。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强多边性和民主性,削弱失衡性,但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