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宏大理论及其有效性的思考

电影理论的当下境遇似乎是它正在承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新兴媒介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电影本身，新的形式在向旧的理论提出挑战，二是理论体系似乎正从内部开始瓦解，宏大理论已被认为应该消亡而且正在消亡。这种情状到底是为理论实践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还是在为理论告别拉上了退场的幕布——宏大理论是否依然有效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新生代电影中分裂的父亲形象

在中国当代新生代导演电影作品中,传统的父亲形象被重新书写。通过对父亲形象的不同书写策略的解析,着重探讨了这一传统形象的新变。文中指出父亲形象在电影中的表达,与新生代导演的文化立场、创作态度和市场遭遇具有某种同构关系。

艺术电影的形式、品格与困境——第五期“电影学博士论坛”综述

近年以来，商业元素逐渐成为电影研究的焦点话题与关键词汇。这种转向显示出了电影研究试图更进一步促成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进而能为尚需时日的中国电影产业之崛起出谋划策的良好愿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将产业问题带入普遍的观照视野之时也孕育着研究视角单一化和内容平面化的危险。商品属性与产业建设似乎正在成为电影研究的唯一合法命题。

映画东京:电影文化的历史与当代景观

东京不仅以最高的经济水平和最大的人口规模为日本电影提供了重要的制作基地和消费市场,而且作为国际电影节的常驻地,巩固了自身作为日本电影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但是这一中心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趋势,进而在关联本土与全球及亚洲区域意识自觉等多重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容纳差异的多元性电影文化。这种无中心的多元性正是东京电影文化最重要的品格。

媒介工业与粉丝经济

媒介研究的经典比喻之一是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称为＂沙发土豆＂（couch potato）,至少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谱系中,它主要用来比喻深陷于电子媒介环境中的现代人如何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变得臃肿而懒惰。据说英国的农民还曾发起过游行,要求牛津词典将该词条删除。他们认为学院派的话语赋予土豆的消极形象和意味羞辱了这种无辜的茄科块茎植物。

2016-2017年日本电影产业与创作

一、2016-2017年度日本电影产业概况日本电影工业在2016年呈现出良好的整体增长态势,各项指标均较2015年度有所提升,国产电影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在市场规模方面,2016年新增影院5座,银幕总量达到3472块,其中多厅影院的银幕数量为3045块,均多于2015年的3437块和2996块。全国观影数量总计达到1.80亿人次,相较2015年的1.66亿人次增长8.5%。

试论面向手机媒体的影视编创教学

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体和个人娱乐终端的普及,对于传统的影视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下,影视产品的消费环境和观看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换。面向新媒体传播的影视教学若要保持其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就必须在视听语言和叙述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革新。

绿色奥运 绿色北京

“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伴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天天临近，奥运会绿公工作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奥运倒排期进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韩国电影的南北想象:在民族-国家与世界史的框架中

南北故事在韩国电影中的一再重述形成了理解民族-国家问题的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通过寻找一种介于南北之间的调停的空间或作为他者的第三方,想象性地治愈历史的创伤并重建民族共同体。第二种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重述南北之间的历史与彼此僵持的现实,民族的分离被转译为国家之间的较量。这两种叙事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展开,不同于此的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将南北关系置于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背景,从而将半岛的状况视为世界史的后果。

“亚洲电影”:想象的抵抗及其矛盾

几乎从一开始,关于"亚洲电影"的论述就是一种全球化及其同质化的抵抗话语。尽管美籍土耳其裔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其著作中反复宣称,考虑世界在朝同质化还是异质化迈进并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只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才能对此做出回答。~①然而作为一项学术议题的"亚洲电影"恰恰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找到了价值、尊严和立场的政治正确。好莱坞电影就像可口可乐占领了亚洲的软饮料货架一样占领了亚洲的银幕。

蒋捷节序词研究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发现蒋捷节序词主要包括三类内容:对景物的描摹和民俗风情的展示、物是人非的故国之思以及漂泊无依的羁旅之苦,这三种内容交相构建出蒋捷节序词的独特魅力,表现了词人对艺术手法的灵活运用,其中,使事用典、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最为突出。鉴于此,文章对蒋捷节序词进行研究,希望能为学界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为让荒山披绿装——北京绿化事业健康发展

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26年来，每逢植树季节，北京社会各界人们纷纷涌向田野山岗，铭志于树，寄情于林，为京郊大地播洒下片片绿色。

文本内部的“失和”——鲁迅小说《弟兄》叙事之解构

《弟兄》是鲁迅经典小说集《彷徨》中较为冷门的一篇,过往对其的探讨往往受限于周氏兄弟的特殊关系,难以摆脱历史语境。如果着眼于文本内部,跳脱出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审视小说,就能发现文本结尾片段潜在着颠覆全文同一性的可能,具有单一性、独白性的叙事线条之下暗流涌动:远远不仅仅存在一对“弟兄”,“弟兄”一分为二,走向多重,打破文本内外的界限,居无定所,一如“弟兄”这个词语本身的含混、多义。

韩国古装电影的中国想象及其他

在韩国古装电影的叙述中,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始终扮演着具有压制性的他者角色。这一惯例既是韩国电影用以塑造集体记忆和建构国族认同的方法,也是产业资本规划区域市场的结果,对照中日两国的市场之于韩国电影出口的不同影响便可发现,两者在文本中的不同遭遇与此密切相关。

文本错裂与时空切割 有关《剃头匠》的问题

哈斯朝鲁在《导演阐述》中说,“我是在一次贪杯醉酒后发现了这个题材,虽然我早已不记得了那是什么牌子的酒”。它绝妙地配合了影片留给观众的普遍印象——平缓的节奏,清凉的色调,素净的诗意,以拒绝运动的摄影方式所造就的凝神观照的镜头语言,来讲述一个耄耋老人的淡然晚景——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意味。但影片在表达生命体验时有一些问题。

论互联网环境中影视连续剧的语言叙事与生产策略演变

为满足观众的期待与需求,电视连续剧不断调整创作方式和传播策略,以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出现。本文从电视连续剧架构涉及的正、副文本以及衍生内容等多维角度进行探讨,运用叙事学理论讨论当下具有代表性的连续剧案例,关注连续剧在多元媒介协同合作语境之下的动态生产模式,分析电视连续剧得以连续的因素。

“新时期”电影与农民身体的政治

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路径来重访"新时期"电影,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都是难以绕开的窄门。其间出现的种种现代性叙事在把农民指认成传统中国的象征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把农民的身体挪用作为有效的修辞装置。小到漱口刷牙,大到生病、怀孕与身体的残缺,借由农民的身体衍生的故事,往往是"新时期"电影在想象一个现代中国时不可或缺的情节单元,也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考量时代主体的方案。这样的叙述策略有其出自革命文艺的历史根源,在"新时期"之后,也被那些呼应意识形态的电影所继承。

我们时代的衣裳——当代电影中的服装、身份与政治

电影中的服装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造型手段,作为电影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素材,虚构世界里的人物着装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化研究的视野内,这些千变万化的纺织品是一整套关乎社会差异和身份政治的符码,也是意义生产的重要场所。本文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重要影片,基于社会变迁的背景,解析了电影如何利用关于着装的叙事来转译权力话语的细节。认为电影中的服装既被用来表达对于主导意识形态诉求的投合,也可以用来建构一种替代性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当代中国电影在意识形态上面对的选择之一。

“亚洲电影”的国族叙事与性别修辞

乐观的叙述认为亚洲国家合作生产的"亚洲电影"既是一种对立于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电影。然而事实却是过去这十几年里出现的"亚洲电影"不仅全面继承了好莱坞电影的性别修辞策略,而且通过性别关系与国族身份的重新结合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重建提供了竞争的场所。如果仅将"亚洲电影"当做一种超国家的认同建构,不对其中的国族政治表达予以充分的重视,那么这种看似是以反帝国和反霸权为品格的想象就有可能为另一种帝国和霸权的形成提供空间。

橱窗里的偶像--作为商业策略的作者论

作者论并不只是一个在电影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学议题,也是一种在电影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商业策略。它的商业性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法国新浪潮和作者策略时期。尤其是经过新好莱坞电影的工业资本收编之后,作者论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采用而且有效的市场推广手段,作者身份也已经成为艺术场域中通行的象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