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青岛市政府利用伪职人员接收后大肆收取贿赂,使得"经济汉奸"丁敬臣逍遥法外。而国民党内部另一利益集团却以报刊为重要工具,操纵舆论给予司法部门极大压力,与市长李先良为首的保丁派展开政治博弈。而后丁敬臣被上诉到山东高等法院审判,在司法党化且法制体系日益混乱的大背景下,检察官纵情轻判,肆意解释惩奸条文。"丁敬臣汉奸案"折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与重建国家秩序的无力,而司法漏洞恰好给政治操控提供了便利。

“新女性”与旧伦理:青岛沦陷时期的妇女问题

1938年青岛沦陷后,伪政权推行融合儒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妇女政策,在“新女性”中注入旧伦理,着力养成“贤妻良母”。根植于青岛基层社会的传统观念一时成为妇女界主流,知识女性则以五四时期形成的婚姻观相对抗,构成传统“复活”与解放“回归”相互碰撞的舆论氛围。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伪在抗战中后期摈弃精英路线,大力宣传职业女性,注重基层妇女动员。但因其无力解决妇女就业与生活中的现实难题,以及侵略者身份对调动妇女朴素爱国情感的限制,青岛伪政权的妇女工作收效甚微。青岛妇女的境遇及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裹挟摇摆,是当时沦陷区妇女生活的缩影。

挽救颓象的努力:战后国民政府鲁豫区清查团在青岛的清查接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青岛的接收腐败被称为"全国之冠",鲁豫区清查团将其列为清查重点。清查工作在青市舆论充分呼应的情况下展开,清查团抱定了"抛弃一切情面"的决心,市民亦积极响应,递交了大量告密函。但清查团惩治贪腐的成绩却与舆论期待相差甚远。青岛地方政治势力的派系斗争和利权冲突异常激烈,不少政客甚至将清查视为打击异己的工具,这都深度干扰了清查工作,背景雄厚的接收"大老虎"却未见落网。清查接收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整顿社会秩序、挽救民心的重要举措,该工作确对促进地方经济秩序的恢复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清查团查处贪腐不力深刻影响了内战期间民心的走向。

阎锡山与国民党二次北伐

1927年6月,晋系军阀阎锡山正式加入国民党北伐。在此前后,他周旋于张作霖、冯玉祥之间,既谋求与张作霖联合,酿奉、宁、晋“讨共大同盟”;又同冯玉祥“捐弃前嫌”,相约讨奉。山西毗邻京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阎锡山在北伐中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也令其萌生进取京津的野心。9月底,阎锡山挑起晋奉战争,但晋绥军财力、兵力不足的劣势日渐凸显,很快由攻转守。1928年5月北伐局面扭转后,阎锡山乘势进占京津,开始走向全国政治舞台。不过,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党各派系力争获得更大生存空间和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军阀政治的弊病延续至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全面抗战时期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以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党赵保原部在胶东的合作与博弈

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在胶东发展迅速。国民党胶东政局却因派系斗争变动剧烈,由伪军"反正"的赵保原意外跻身为当地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赵保原一度领导国共"鲁东抗日联军"作战并取得成绩。抗战相持阶段,出于对中共抗日武装日渐强大的敌视,赵保原率国民党游击部队进攻胶东根据地。中共积极进行政治、军事斗争,加强根据地建设,扭转了不利局势。国民党游击部队缺乏领导、各自为战,短短几年时间,胶东除赵保原部外均受沉重打击。赵保原亦被卷入派系倾轧之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依靠日伪对抗八路军。抗战胜利后,继续反共的赵保原在1946年6月被中共武装消灭。中共的胜出表面是军事斗争所致,实际是国共综合能力全方位交锋的结果。

战后青岛肃奸运动下的“运动”肃奸

抗战胜利后各地的肃奸运动陆续展开,青岛却格外"沉寂",大量汉奸逍遥法外。1946年8月,国民政府通令裁撤伪员。青岛"民间"对此意外地热烈呼应,抗战同志肃奸团等组织在9天内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肃奸请愿游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岛肃奸运动中有明显的"运动"肃奸痕迹,地方权争在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覃领导的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积极鼓动请愿,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则予以鼎力支持,给市长李先良造成极大的压力,青岛市政府被迫在短期内裁撤伪员。但这一举动并没有达到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的目的,反而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运转。

汉奸的自我认知与思想改造——以伪青岛市市长姚作宾为个案的考察

姚作宾曾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与国民党渊源颇深,在共产国际寻找中国革命者初期,他又积极筹组"共产党"。当政治生涯遇挫后,昔日的爱国青年却以身事伪,并于1943年出任伪青岛市市长。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青岛头号汉奸,姚作宾先后经历了国民政府的汉奸审判与中共的政治改造。姚作宾与20世纪上半叶三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均发生了密切接触,从革命的先行者急转为历史逆流,其个案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可谓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卢沟桥事变史料全编》(全八册)出版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拉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相关资料,中日两国学者虽做过一些梳理,但因数量庞杂,尚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整理。为最大限度还原史实,进一步推动卢沟桥事变研究,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为主体的学术团队对缺失、散乱的相关核心史料进行充分发掘整理,编纂出版《卢沟桥事变史料全编》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