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刑法的提前保护

风险社会下,对法益的提前保护成为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探索刑法的提前保护机制有助于明确风险刑法的存在范围。刑法提前保护的内涵包括:刑法提前保护的保护对象是抽象的社会法益;保护方式是对危险的禁止;保护目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对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的判断构成风险刑法归责的主轴;容许危险理论则为风险刑法提供了归责原则,即谁基于自己的自我决定,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谁就应当承担该风险。

风险社会中刑法保护机制的转型

风险社会下对安全的迫切需求促使刑法保护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型,由传统的事后反应为主转向风险刑法所强调的刑法保护的前置。这一转型对刑法理论的发展至少产生了如下构造性影响:第一,法益理念朝向精神化、功能化和非人本化的方向发展;第二,对刑法的机能化理解开始盛行,刑法的保护机能得到强化;第三,归责原则的重构。风险刑法的归责呈现出归责的规范化和非个人化趋势,归责与归因开始脱钩,法人责任和代理责任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收受礼金行为犯罪化之辩

当前,腐败的形式日益复杂化、隐蔽化。以"感情投资"、"事后受财"等实践中常见多发的腐败行为为代表的收受礼金行为潜在的危害性很大,但囿于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的限制而成为刑事法网的漏网之鱼。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案件时,经常在惩罚的必要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之间左右摇摆,以致出现轻重失当、定罪失据的结果。有必要借鉴域外相关法律制度,通过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将反腐防卫线前移,在受贿罪外另设"收受礼金罪",同时对现有受贿罪进行适当调整,构建"收受礼金罪(抽象危险犯)——普通受贿罪(具体危险犯)——加重受贿罪(实害犯)"由轻及重、衔接紧密的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影响性诉讼的司法应对——基于对刑事影响性个案的分析

影响性诉讼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中屡见不鲜,正确认识影响性案件的特点、种类、成因,掌握影响性案件的应对策略和裁判方法,对于促进裁判的可接受性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性诉讼从形成原因上可以划分为天然影响性诉讼和人为影响性诉讼。无论是天然影响性诉讼,还是人为影响性诉讼,司法机关都要审慎地识别和规避其中蕴含的消极影响,积极利用其中蕴含的法治创新因素促进个案积极影响的最大化。正确应对影响性诉讼,必须以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目标,以构建专业的司法和非专业的民意之间的沟通机制为路径,推动我国的司法迈向回应型司法。

创伤修复的研究进展

创伤愈合与组织修复，是医学中最古老的课题之一。交通事故发生率的上升，动物的撕咬，手术造成的创伤，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皮肤受损现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创伤的救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创面愈合后外观的变化以及功能的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品质，这就对创面愈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就创伤修复研究综述如下。

从“飙车案”看故意理论的变迁

伴随着风险社会对安全价值的追求,传统刑法所主张的责任主义有向负责主义转变的趋势。我国传统刑法故意理论中的四分法难以有效应对这一变迁带来的挑战。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界定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与意志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强的关系,一方面程度高的认识可以补充程度弱的意志,另一方面程度强的意志可以补充程度低的认识,并以此作为整体成立故意。危险的判断可以为罪过判断提供重要依据。行为人对危险的判断可以为意志因素输送动力,当行为人制造了一个不被容许的、具有高度可能性的风险却径而行为时,难以否认行为人对结果的容忍或接受态度。

从决定论到互动论:罪刑关系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坚持定罪决定量刑、罪先刑后的罪刑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单向度地考察罪与刑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直观化,未能科学把握罪刑关系的实质,导致在刑事司法上出现了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片面追求定性的准确性,而忽略了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导致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量刑不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必要对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予以反思和调整,站在罪刑一体化的立场重新审视罪刑关系,改变罪与刑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罪刑互动的罪刑关系新模式,通过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和刑对罪的反向制衡实现罪刑法定在制约下的罪刑均衡目标。

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

危险驾驶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使得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成为必要。危险驾驶行为可以概括为醉酒驾驶、超速驾驶、吸食毒品后驾驶、无驾驶技能驾驶、无视交通信号或标识驾驶以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与国外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打击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处置措施明显偏软且相对滞后,难以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妥当的处置,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立危险驾驶罪。

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路径——以应用法学学科为视角

当前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准入门槛过低,与职业技能教育脱节,欠缺通识教育,欠缺职业伦理教育等缺陷。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应当避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路线之争,从微观层面上去探讨如何培养能与社会有效对接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法律人才。应用法学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根本目标,坚持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系统教育和分类教育相结合的路线,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路。

龙血竭凝胶急性毒性、皮肤刺激性及过敏性实验研究

对龙血竭凝胶剂进行毒理学研究，为新药临床研究提供安全性评价依据。采用龙血竭凝胶对日本大耳白兔进行正常和破损皮肤急性毒性实验及皮肤刺激性实验，对豚鼠进行皮肤过敏实验。龙血竭凝胶未引起家兔毒性反应；对家兔完整及破损皮肤无刺激性作用；对豚鼠皮肤无过敏作用。龙血竭凝胶经皮肤给药使用安全方法。

刑法上的产品责任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上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法益定位不当、"产品"的指涉范围过窄、缺乏危险犯的犯罪构成等,难以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保障产品安全的需要。鉴于国际上刑法中产品责任犯罪趋于危险犯扩大适用、一般性因果法则松动、严格责任原则被采纳,我国刑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也应作出适当调整,由事后惩罚模式逐步转向事前预防模式。

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研究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网络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我国目前规制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存在着保护范围狭窄、保护重点不突出的缺陷。本文试图在界定网络犯罪的基础上,从网络犯罪类型化的角度入手,提出完善我国现有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的若干建议。

法律统一适用的中国语境:以案例指导制度为切入点的考察

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应当区别看待。法官在追求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基于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正常的"同案不同判",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于非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非正常的"同案不同判"。案例指导制度主要致力于消除由于成文法的缺陷等因素可能导致的正常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不影响制定法作为我国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点而进行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机制创新。尽管在实践中面临不少障碍,但藉由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在相关配套制度成熟的基础上,案例指导制度定会发挥它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的制度价值。

天然抗氧化剂在医药领域的研究进展

天然抗氧化剂可以治疗预防多种疾病,进而本文阐述了自然界中天然抗氧化剂的来源、结构类型和作用机理,探讨了天然抗氧化剂在医药领域未来的研究发展前景。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兼论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道德的法律化有其必要性,但应有"度"的限制,立法机关只能将国民应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道德义务要上升为法律义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种侵害必须对社会赖以维持正常状态的根基构成了威胁;二是这种义务必须是能够期待国民履行的义务,即这种义务应当具有社会相当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危险,有必要将国民在可能的时候必须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社会成员的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入罪。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共犯与身份关系的辨正

共犯与身份问题是刑法中的疑难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说观点纷繁复杂,然而始终未能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文章对我国刑法中的共犯与身份关系厘定中的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探索,以期对二者的关系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在立法论上主张在将来的刑法修订中对共犯与身份问题进行集中概括的规定,确立共犯与身份关系的一般条款。

龙血竭在防治静脉炎中的应用

龙血竭素有"活血圣药"之称,具有活血化瘀、收敛止血、生肌敛疮、消肿止痛等药理功效,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活血化瘀。文中对龙血竭在防治静脉炎中的应用进行总结。

财产性利益视角下盗窃罪和诈骗罪的重释

财产性利益正日益成长为财产犯罪对象中与有体财物、无体财物鼎足而立的一极。财产结构的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财产犯罪的格局,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传统教义有必要因应这一变化进行重释。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适格对象,但盗窃罪行为对象的变迁并不意味着要重构其行为结构。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和对狭义财物的盗窃一样,仍应符合盗窃罪“排除他人占有+建立新的占有”的基本取财模式。在侵害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占有转移是通过排除原占有者对财产性利益载体的占有进而建立对财产性利益载体的新占有来实现的,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单纯的财产性利益的转移不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以处分行为为核心要件,转移占有并非其必要要件。对于诈骗罪处分行为的认定,应当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无意识处分因不具有处分意思而不构成诈骗罪;对于处分对象认识错误的问题应按照处分对象同一性的规则去处理,满足同一性规则的才可能认定处分意思的存在;对于处分行为相对方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处分意思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