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的诗学技艺——杜甫《秋兴》中阻隔与联通的结构叙事

杜甫《秋兴》在七律史上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由首尾联推论语言和对仗联意象语言交错的立体网状结构,而八首之间的铺排关系也从更高维度重复着这种结构。同时,《秋兴》也是一部诗人重塑时间的心灵史:推论语言是相对时间的叙事,意象语言是绝对时间的浸没。作为自传作者以及有着超越时代的创作自觉的诗人,杜甫在《秋兴》中完成了对自己一生重要篇章的回忆与重构。最终以上一切技法都为使叙事回到绝对时间中的往昔长安,整组诗语义与音律交织展现了时空的阻隔与联通。

套语与拟作——魏晋至隋唐《自君之出矣》的乐府之路

从《卫风·伯兮》到徐斡《室思》再到后世历代诗人以“自君之出矣”为题的争相拟作,可以看到一个经典“闺思”套语的写作脉络,“自君之出矣”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历代拟作者笔下完成了其“自我乐府化”之路。不同时代拟作中殊异的意象与风格也反映了当世诗歌文学的风貌。

从古诗时代到拟古时代——《文选·杂拟》中的文学史观

《文选》诗卷中的“杂拟”一类,一向被看作是以题材为分类系统中的附属或溢出部分。通过对“杂拟”与“杂诗”及“拟乐府”这两个相近门类的比较,能够厘清“杂拟”概念的界定及其用意。“拟乐府”之作仍归入“乐府”门类,而模拟汉魏杂诗的作品却自称“杂拟”一类。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文学观念的结点,即始自南朝的诗学上的总结与典范意识确立。从技法来看,“杂拟”类的写作试图恢复汉魏古意并抵御齐梁以来风格的浸淫,体现出许多复古的词汇句法特征。直到唐代,这类诗歌仍参与确立区分与评价五言古诗风格类型的基本标准,由此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前人关于唐代五言古诗的一些判断。

追忆与破碎——梦窗之梦

“梦”作为意象和描述对象在梦窗词中频繁出现，这体现了梦窗对追忆的执着，“梦”也已成为仪式性的符号。根据心理学对梦的解析，正是对梦境的描绘与梦幻手法的运用造成梦窗词破碎凌乱的特点。

《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创作本事考

李商隐《代魏宫私赠》与《代元城吴令暗为答》是以曹植与甄宓典事为原型的一组代言赠答,然诗中叙述与史实多有出入。结合以往笺注诸家岐解,其中舛误当为诗人"自托艳情诬恨"而有意为之。结合宋元间人对《锦瑟》一诗的解读与李商隐生平事迹,《代魏宫私赠》一组诗应为开成三年向令狐绹辨与令狐家姬间艳情之诬而作。

车路协同环境下交通业务服务系统设计与开发

为解决车路协同个性化服务和交通管理应用需求的冲突问题,对现有应用进行了总结,基于应用集成设计了车路协同环境下的交通业务服务系统。综合考虑国标、国内外研究组织提出的应用以及国内实际落地的应用,并分析了上述应用的发展方向,共整合总结得到14个依托实际交通场景的交通业务,作为系统目标。针对现有主体产品集中于路侧单元和车载单元两类核心设备的现状,运用结构化的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进行了功能模块和逻辑框架的设计,统一考虑了各类交通设施的实体特性和通信特性,设计了服务系统的物理架构和数据流内容,实现了对所提出的14项交通业务的兼容。开发了示范系统并实现了样例功能,系统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可移植性。

從“鶴膝”到“上尾”的概念錯置:杜甫律詩“四聲遞用”說獻疑

在永明聲律向近體平仄律轉化的過程中,上尾和鶴膝既不像“平頭”一樣被納入平仄律系統,也未如“蜂腰”一樣逐漸淡出。近體詩的聲律規則基本已規避了上尾,到了清代,“上尾”轉而指代原本屬於鶴膝的病犯,這尤其表現在對杜甫律詩的討論中,即從“不犯上尾”到“四聲遞用”。通過對初盛唐及杜甫七律鶴膝情況的統計,發現杜甫律詩中並不存在顯著的“四聲遞用”,只是規避鶴膝的永明聲律傳統在當時的延續,而這一傳統在大曆詩歌中迹近消亡。大曆可以被看作平仄律代替永明律成馬標準格律的轉捩點。

唐代近体诗律“特殊句式”考论

自清人至王力总结的各种违反近体诗声律模型的句式,皆可从永明体到唐代声律理论的框架中获得历史性解读。对现存唐代诗歌进行全面统计,可知特殊句式“平平仄平仄”是规避“蜂腰”病犯的永明经典句式“○平○平仄”留存至唐代的结果,作为“平平平仄仄”的变体补充了“仄起仄收式”,使之与其他三类基本律句形式占比相当,同时也解释与验证了这类句式多用于律诗尾联出句的推断。此外,其他所谓的“拗救”规则都只是根据平仄颠倒相配的声律原则,在同声字连用较多的情况下采取的常用规避方法。统计显示,无论改变第三字声律的“小拗”还是“对句相救”的“大拗”,于唐人而言皆不存在“必救”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唐人声律观念与后世拗救规则的乖违。

“句眼”字声律规则对近体“拗救”说的解构

近体诗声律之“一三五不论”自元代至今虽经多家辨伪仍从者甚众,事实上,宋代诗话中的“句眼”说已关注到了律句第五字(五言则为第三字)的声律规定。从宋人论述及对唐代诗作的规律总结来看,“五七异声”是对近体诗“句眼字”较成熟的规范,其涵盖了唐人提出的“护腰”“相承”与“避下三连”。而清人及之后归纳的诸种“拗救”,大多都只是唐宋人“句眼字”规则的常中之变,是在关于第五、六字(五言为第三、四字)多种规定间权衡取舍的结果,并非古已有之的格律概念和写作方法。

杜甫七律的时空暌隔与诗体复变

七律自肇兴至盛唐，多为风格雍容典丽的奉和陪幸应制之作，发展至杜甫，个体际遇造成与传统应制七律创作条件之间的暌隔，故转而书写记忆中的朝廷意象与情境，这种追忆书写的新创作范式逐渐影响到后世赠答、咏物、咏史等题材，同时，杜甫晚年创作的《秋兴》等裘领篇章进一步从诗体上完成了七律结构的深化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