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隐忧:科创飞地观察

建设科创飞地的主要目的,是相对后发地区为了更有效地链接、利用先发地区丰富、优质的科创要素。全国多地掀起了建设科创飞地的热潮,成为飞地经济发展新的风向标。与传统飞地不同,传统飞地是从先发地区飞往相对后发地区,主要是为了把先发地区的产业项目与相对后发地区的成本优势有机结合。科创飞地则是从相对后发地区飞往先发地区,比如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因此被称为反向飞地。建设科创飞地的主要目的,是相对后发地区为了更有效地链接、利用先发地区丰富、优质的科创要素。

G60科创走廊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是落实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G60科创走廊坚持“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以产业分工协作为基本导向,以科技协同创新为核心目标,以金融一体服务为关键支撑,以协同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其启示为,跨区域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要秉持“市场主导+政府助推”的理念,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创新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从而为跨区域合作注入持久动力。

更加关注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积极调整

总供求的基本平衡是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我国当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和高外贸依存度的需求结构特征亟待调整的根源在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动使得总供求的平衡越来越难以维系,突出表现是普遍、严重和蔓延的产能过剩。在当前背景下,为化解产能过剩,提升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管理在不忽视需求侧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供给侧,目的是在供求基本平衡中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注入持久性内生动力,以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再平衡。

“互联网＋”的模式优势、现存问题与治理建议--一个基于4C理论框架的分析

由于"互联网+"在我国突飞猛进、方兴未艾的发展,基于经典的4C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互联网+"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大数据应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通过企业管理信息化和组织方式创新及资源配置生态化降低成本;通过业务线上化、O2O线上线下无缝对接和社会化协同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便利;通过营销的精准化、娱乐化、情感化和口碑化强化与消费者的沟通。"互联网+"发展中还存在着违法违规、监管滞后等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更好地融合发展。

共享经济视域下的共享单车治理创新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由平台公司参与并主导,使资源从低频使用转向高频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单车具备了共享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单车企业、单车使用者和政府三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在共享单车运营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因此,必须加强对共享单车的监管。共享单车治理的主要思路包括:通过设定"服务标准"兼顾政府双重目标;敦促单车企业改进押金制度;加快个人信用数据库的建设、开放和使用;先期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电子围栏技术有可能成为破解共享单车乱停放难题的技术手段,但这一技术的应用需要很多配套政策协同推进。

配偶收入如何影响自身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两种影响渠道:经济支持渠道和收入比较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配偶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分别产生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数据,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配偶收入和自己的收入均对自身"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配偶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自己的收入。这表明,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自己的收入和配偶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同质的。第二,对年龄较大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究竟是患寡、患不均还是患不公?——基于CGSS(2006)对居民幸福感决定的经验研究

文章将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和分配公平置于同一个框架内研究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且对收入差距和分配公平均从微观上的个体和宏观上的区域层面进行细分,利用CGSS的微观数据和排序Probit模型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符号和显著性并不稳健,幸福更是一种心理体验;收入差距层面,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幸福感越强,区域层面的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型,人们并不是厌恶任何程度上的不均等;无论是个人自身的分配公平感还是社会层面的分配公平感都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分配越公平,幸福感越强。具体而言:在党政机关或公有制单位或企业工作会厌恶区域层面的收入差距,而在私有部门工作能容忍更大的区域收入差距;在中等及以上的社会阶层,区域收入差距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中等以下的阶层,区域收入差距对其幸福感呈倒U型影响。为了有效提升居民幸福感,需要维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保持适度的收入差距,尤其要注重促进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分配公平。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基于政治动因与经济动因叠加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引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隐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布局已经逐渐呈现由离岸布局向近岸、在岸布局转变的趋势,而这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动因: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导致跨境贸易的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分工的收益相对下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深刻影响了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弱化了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在劳动力方面的约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暴露了复杂产业链和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出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动因与上述经济动因叠加,会加速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步伐,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紧迫性显著增强。中国要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升级优势,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持续扩大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筑并完善境内重点区域和跨境区域性产业链集群,以核心企业为龙头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加速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呈现的两个典型特征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在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过程有失公正的背景下,需要并行不悖地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顾此失彼。从实现国民幸福的终极目标出发,结合行为经济学对人内在公平偏好的揭示以及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与绝对收入、参照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弱化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负向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机会均等,提高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

中国维护经济全球化理念与实践的内在逻辑与思维方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积极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是强调自身发展转型与世界联动发展相统一,弥补全球发展赤字,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经济动能;二是强调自身提供更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相统一,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三是强调加快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与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协同治理相统一,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三个“统筹”: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统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体与整体,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准确把握和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帝国主义兴起并不断扩张,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规律自然也要被借用,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多视角、全方位分析问题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提供新的思路,但拓展不能滥用,必须准确把握和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规律指向的对象需要拓展,规律成立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并且规律表明的是最终的趋势。

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的职责、角色与对策

幸福是人们普遍和终极的追求、是一种积极正向的价值目标,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旁贷。透析幸福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理,针对偏好与幸福的背离,应引导人们自主地做出有利于幸福的决策,避免家长式的直接管制;针对可控性外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政府则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等手段提升居民幸福感。剖析幸福的本质内涵可知,幸福不是主流经济学在"理性人"假设下根据外在行为对预期效用的推断,而是现实中人们对多样性的客观条件满足主观需要程度的心理感受。因此,从直接影响人们心理感受的因素着手能更有效地提升幸福感。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来看,除了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发展,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正分配,保障民主权利。

利他主义行为与“经济人”范式

"经济人"假设历来争议不断,利他主义行为是"理性人"自利动机的挑战者。利他可划分的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前两者在生物学上都得到了较好的解释,行为者在根本上是自利的,可以纳入"经济人"范式。纯粹利他之"纯粹"的界定是一个难题,它的存在性、解释仍存在较大争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的"贫困化"并行,建立广义效用假说,拓展自利偏好和"效用"内涵以解释纯粹利他,进而维护"经济人"范式有广泛的基础和重要意义,同时也必须认真面对效用论的研究领域和边界,虚心向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学习和借鉴。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国际经验与国际国内新形势,不能忽视我国经济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剖析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基于城镇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而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内涵愈益明确,并且正逐步从理论推向实践。新型城镇化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平衡、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创造动态竞争优势、转变政府职能以激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缩小收入差距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渠道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也不能忽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带来的新挑战。扎实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集中破解其中的关键难题,我国将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斯密问题”的解读与启示——基于斯密人性观的再考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自利的,但他同时还承认存在次要的利他动机。因此,斯密实质上是人性二元论者。而在《国富论》中,其关于行为动机的自利设定只是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而对现实人性所作的必要抽象。综合考察《国富论》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斯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他关于自利设定的隐含预设,我们揭示这种抽象是合理的。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斯密问题"才是一个伪问题。澄清"斯密问题"的理论启示是:在构建经济理论时,需要基于现实情境合理地抽象出基本假设;实践启示是,构建适宜的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效用”概念反物质化的表现、原因和必要性探析

效用、利益原指人的全部欲求,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而"效用"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演化呈现出物质化和反物质化的道路。效用概念的物质化,把财富增加等价于幸福增进在物质水平较低的阶段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效用"概念的演化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特定性和经济学的实践品格,反映了人们认识复杂世界的进步。同时,认真面对效用广义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在跨学科研究中向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

家庭功能、居住模式变迁与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经验分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下,提升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是实现国民幸福的题中之义。我国居民家庭的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越来越普遍。在亲子分开居住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影响中老年人幸福感。同时,子女住处距离远近以及亲子间联系频率也会对中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频率越低,父母幸福感越差,但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情感交流的影响则是显著的;非同住子女居住距离越远,父母幸福感反而越强,而联系的频率越低,幸福感越弱,然而面对面联系频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非面对面联系频率的影响则是显著的。因此,除了对中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外,亲子间情感交流对中老年人幸福感更为重要。中老年人越来越能够接受亲子非合住的居住模式,在非合住而面对面联系不便时,子女增加非面对面联系频率也可以有效地提升中老年人幸福感。

全球价值链收缩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之谜——一个基于异质性投资动机的解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相对于危机前大幅萎缩,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回流本土,或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但中国吸引外资仍逆势增长。其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动机,分别是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中国虽然综合成本在上升,但产业配套齐全高效,在吸引成本导向型投资上仍具有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并持续增长,对市场导向型投资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加速重构,中国一方面要致力于降低综合成本,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幸福指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度量指标的适用性研究

指数的优劣评价同时依赖于构造方法和主观目的。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动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单靠GDP确实已不足以全面地衡量社会福祉。与之相适应,幸福指数相对于GDP能更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现实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但它同样不是无所不包的终极指标。在次级指标的选择、指标的度量、权重的分配和跨文化的比较等问题上,幸福指数的构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从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平与效率既统一又对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宏观上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及社会急剧、普遍转型中的制度缺陷与不完善,微观和中观上在于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误解与误用。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升公平的地位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