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虚无主义与法治浪漫主义 郝铁川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讲演

各位同学晚上好,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法律文化的体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是新中国法学的主要摇篮,是中国法学的研究重镇,也是我们法学研究者非常向往的地方。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法治虚无主义和法治浪漫主义。自从1995年提出依法治国以后,我感到当前中国不管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个是法治的虚无主义,一个就是法治的浪漫主义。我觉得,这是当前中国存在的两种倾向,也是两种思潮。目前中国在实务界,主要是法治虚无主义;而在学界中主要是法治的浪漫主义。

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与良性违宪——郝铁川教授访谈

被访者:郝铁川(以下简称"郝")采访者:夏纪森(以下简称"夏")夏:郝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早在2002年,您就提出了"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这一重要的范畴,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能否请您谈谈"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的具体内涵?郝: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权利实现的不平等性惊人的一致。这种不平等体现为权利实现中的个体差异、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我把它称为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所谓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是指权利实现中的一种状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现实中的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即一部分人先享有法定权利.

论枫桥经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枫桥经验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吸取苏联镇压富农和肃反扩大化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大多数剥削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派分子是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他们的剥削阶级身份不是终身不变的。它的实践创新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政权对有破坏行为的剥削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分子,可以采取“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政策,依靠基层群众,开展说理斗争,使他们心悦诚服;社会主义政权保障剥削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派分子的合法权益,不能歧视他们的子女;社会主义政权对于转变立场、表现良好的剥削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动派分子,可以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这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创的,属于实践创新。枫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建立中国特色政党学,是构筑世界上独特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也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的实践探索。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与实践,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党的执政学、党的社会工作学、党的组织工作学、党的宣传工作学、党的统战工作学、党的纪检工作学等。建立建设中国特色政党学学科体系必须做好三项重点工作:一要建立一支熟悉党务工作实践的研究队伍;二要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大党独有的执政难题;三要加强对域外执政党,特别是执政时间较长的政党的经验和教训的研究。

习近平关于依法行政的新判断新观点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行政论述的原创性应该从中西行政法治现代化的不同点、中国共产党法律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等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对依法行政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提出了6个新判断;对如何推进依法行政主要提出了12个新的思路、观点;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主要提出了25个新举措。这些新判断、新观点和新举措解决了依法行政领域过去多年来没有能够解决的难题,建立健全了许多推进依法行政的新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各地依法行政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还很突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尚未应建尽建,行政执法还存在“没有指标不作为、有了指标乱作为”等问题,中国式依法行政理论和实践还需要更大的创新,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具体分类及立法建议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应由核心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四个部分组成。依据我国宪法法律和党的重要文献的有关规定,以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我国有七项根本制度、二十一项基本制度,十四项制度可以列入重要制度。它们应该根据需要加以立法或载入我国相关法律之中,让“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的依据更加清晰明了。

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 郝铁川

如何处理好法的应然性和实然性、滞后性和先导性、秩序和正义等方面的关系,如何摆脱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浪漫主义情结,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由此出发,我写了《论良性违宪》一文,意在给法律至上论者提出一个例外,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命题给予必要的补充。它会遭到同仁的批评,早在我预料之中,我也愿意就这个问题与朋友们共同研究,促进学术繁荣。本文不想就《论良性违宪》所举某些事例是否属于违宪进行争辩,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无权定论,但我仍然坚持“良性违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看法。中国的改革。

从统治到治理:论强政党、小政府与大社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必然会出现政府退出社会、党组织进入社会的格局 ,如何解决党进入社会所需确立的新观念的问题 ,党如何成为融入社会的载体 ,以及新社会组织和新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的归属管理问题 ,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构建和谐本位的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1 000 美元,正在向人均3 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起飞期,也是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这期间,既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繁荣局面,也可能因社会矛盾高发而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为了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所谓和谐社会,指的是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稳定状态。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模式,其特殊性在于:(1)权力的合法性:这个社会的管理、控制体系———政府的权力是广大人民授予的,政府运行机制既有活力,又有效率;(2)文化的共融性:这个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同,进?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吗?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或规划。这些计划或规划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实践中却大都不能被很好地实施。究其原因,与人们对它的法律约束力认识不清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载体的《纲要》是法律性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只对政府具有约束力。因此,我们应将"规划"纳入法治轨道,确保中央"规划"对地方"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维护"规划"的法律权威。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相比 ,有四个不同点 :在取得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外生党(革命党 ) ,西方执政党是内生党 (选举党 ) ;在执掌政权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部分执政党 ;在整合社会的方式上 ,中国共产党是权威党 ,西方执政党是权力党 ;在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是合作型政党 ,西方执政党是竞争型政党。这四个不同点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 ,而西方执政党都不具有领导党的属性。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人类社会执政规律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权运行规律和社会自身运行规律 ,就能够正确地领导国家与社会 。

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政策调整

中外宏观调控的历史表明,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波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宏观调控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归根到底是由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主体认识能力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所要求的普遍性、稳定性、确定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宏观调控行为虽有一部分适宜于法律调整,但主要还是适宜于灵活的政策调整。而这种政策是经由法定程序产生的行政决定,是与人治不可同日而语的。

强化外部监督倒逼机制是依法行政必由之路

法无授权不得行、法有授权必须行、行政行为程序化、违法行政必追究,是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然而,通过对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实证分析与定性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行政机关在"法无授权不得行"方面存在行政机关内外越位、左右越位、上下越位、区域越位、程序越位等无权行政问题;在"法有授权必须行"方面存在行政机关不严格依法作为、不主动作为、不合理作为、不诚信作为、不廉洁作为等无心行政问题;在"行政行为程序化"方面存在不按法定方式作为、不按法定顺序作为、不按法定期限作为等无序行政问题;在"违法行政必受追究"方面存在行政复议维持率过高、纠错率低及行政诉讼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带来的无责行政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务员制度不完善,公务员没有真正形成依法行政的基础;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没有真正发挥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世界上只有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实现依法行政的国家,而没有外部监督力量虚化、主要依靠行政机关内的自觉就实现依法行政的国家。今后只有通过完善外部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各种力量的作用,才能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领导党地位的形成

在世界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是独特的领导党,西方宪法学和政治学词典里没有这个词目。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不仅要执政,还要领导社会,而后者仅仅为了执政,不但不能整合社会,反而为了选票,分割选民,人为地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歧;前者是通过革命而取得执政权,后者是通过选举而取得执政地位;前者对政权实行全面领导,后者对政权实行部分执政;前者和民主党派是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关系,后者和其他政党则是执政和在野关系;前者和民主党派都是长期执政和参政,后者则是相对短期执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党是被国家宪法所认可并对不同对象有全面领导、直接领导、间接领导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党是具有合法性依据的,一是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二是它按照领导权的两个条件引导民主党派,照顾了同盟者的利益;三是它始终坚持“两个先锋队”性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地位需要深入研究如何破解一把手监督难、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规模、如何进一步领导好“一国两制”等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法治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建设、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打造“现代政府”等方面有积极的有利的一面,但经济全球化对法治建设也有不利的一面,也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