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

清末学制改革后 ,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 ,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 ,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员收入状况考察——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之一

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员的收入是极其微薄的,与城市教员相比有较大悬殊,甚至不及城市工人之平均工资和乡村私塾先生的实际收入。可以说,清末民初乡村小学教员待遇之菲薄,乡村新式教育事业之举步唯艰,是历届政府普遍漠视乡村教育的必然结果。以史为鉴,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乡村教育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收入大约每年有150元左右,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收入的1/10,是农民收入的2.5～12.5倍,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与19世纪后期的塾师相比其经济地位有所下降,这与废科举以来新学教育的冲击不无关系。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顿挫

文章从“新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矛盾,拉大了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抗战前乡村教育的若干特点

20世纪初叶,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制度改革,给千年如斯的乡村教育带来了变化,显现出"新""旧"驳杂的过渡性、滞后性、不平衡性、初级性的特点,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格局由此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以史为鉴,当前我们必须正视城乡文化差距拉大、乡村教育滞后与社会现代化等问题。

清末民初乡村民众视野中的新式学校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学教育已然成为科举的替代品,新式学校则是绅士阶层捞取新的社会资本的中介。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新式学校在上学花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人才取向等方面与私塾相比缺少一定的乡土亲和力,在民众的视野中却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和疏离于乡村社会的摆设。当然随着新学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学校的态度多少有些转变,兴学之初的那种极端的抵制行为也越来越少。

教育督导与近代乡村教育——以山西为例

清末民初,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建立起一个统一、独立、比较完整的三级视学网。但是,从视察日程表可以看出,各级视学由于时间和人力有限,很少顾及到乡村学校。从视学制度本身来看,其对乡村教育的作用也很有限。站在百姓的角度,各级视学只不过是下乡应付差事,混点吃喝而已。政府的教育督导本应成为乡村新学教育的"喉舌和耳目",但是如此之教育督导,对提高基层教员素质和教学质量无任何补益,必然使得人们对新式学校和政府失去信任。

民国初年山西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

民国初年 ( 1 91 2 -1 93 5 )山西人口发展缓慢 ,呈现徘徊不前的特点。从区域范围来讲这一人口发展的特点与全国人口特有的畸形发展态势近乎一致 ,深深地打上旧中国社会的烙印。天灾人祸 ,在旧中国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此 ,它是这一时期人口缓慢发展的共性原因 ;而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 ,经商之风盛行 ,可以说是影响山西人口缓慢发展的个性原因。

1949至1978年间以逆向为主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呈现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为主的特点。30年中,国家确定一系列制度,堵住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向农村的疏散与流动极为频繁。这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度稀缺。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力,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与实践转向探析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借助特定载体,在教育主客体间传递教育信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以会议、理论学习、制度建设为主。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需要在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一致性、承载匹配性、效益合理性等原则的同时,直面教育载体选择的现实困境,探寻教育载体创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转向,以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提高思政课教育教学效果的努力方向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必须研究大学生这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对象的特点,针对不同认识水平的大学生群体因材施教。要以用户思维、互联网思维、学生主体思维等实现对当代大学生的有效引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与学生需要对接。

网络直播平台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分析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兴事业与工作。互联网时代是全民直播的时代,网络直播的迅速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事业,而且带动了教育事业。直播成为实践教学的新手段,为教学提供了新平台。传统网络教育可与网络直播相结合,创新教育文化服务。高等教育与网络直播的融合,有利于实践教学的发展,本文对利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新模式进行分析。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与观众心理探析——以天一、明星、民新公司为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在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中,既具有商业文化产业效应,又兼具新型艺术种类成长的可能,对于当时的民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时各家电影公司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不同风貌,天一、明星、民新等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受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出热衷于古装片的传统伦理道德心理,关注故事情节的娱乐心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心理等特征。

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20世纪前期基层新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困境——以山西省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前期,新学教育体制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引发了基层民众及旧学私塾的顽强抗争,尤其在兴学初期,这种抗争是广泛的,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在兴学过程中,即使是义务教育曾经辉煌一时的山西,民众对新学教育的抗拒与冲突也难以避免,其主要表象有民众对新学的敌视与诋毁、抵制与争夺、观望与漠视,有时甚至引发重案和毁学事件。这是20世纪前期新学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受阻——以1949年至1978年间的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国家权力对农村的调控是通过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这一模式来完成的。在此期间,为促使既定工业化战略尽快实现,国家给农村基层干部施加过重压力,甚至采取一些不适当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控制。对上级交代的任务,农村基层干部一般是积极响应的,与农民的特殊关系,又使他们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与农民站在一起,对一些难以实现或对农民不利的上级指令存有抵触情绪,在执行时阳奉阴违。过高的统购指标迫使基层干部对农民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公社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又使其与农民产生直接利益冲突,这迫使农民在基本顺从干部管理情况下,又以"反行为"来表达其显性或隐形对抗。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致使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也是农村现代化进程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