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任:疫情危机下“合作抗疫”活动的个案研究

在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状况下,“合作抗疫”捐助活动在短时间内募集捐款并将防疫物资送达一线。这个通过互联网建立的自组织汇聚了积极助人的善念和自主参与的理念与行动。整个捐助过程体现了公益模式、企管模式和协商模式规范运作的特征,构成了重建信任的基础。“事本主义”的立场,在化解群内冲突、达成价值共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自组织行动也蕴含了社会信任重建和自发秩序形成的可能。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途径。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以前资本主义的乡村社会研究而著称。继其闻名遐迩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他又以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版未译副标题和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Hidden Transcripts．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支配与反抗的艺术：

试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

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世界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分析1949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传统、新民俗,提出: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科学,民俗学必须能够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同时应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学术品格,即扩展视野、开放思路,从一种本土学问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科学世界,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更新。

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

食品安全危机突出体现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现实的风险和信任结构瓦解造成的恐慌使得风险社会更具中国自身的特点。我们面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这种风险的集中表现。着眼于结构层面,社会各阶层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结构化和分层的特性;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CSA社会企业的生成和生产是社会自救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的信任能否重建和如何重建?在重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嵌合构成重要的基础。

问题引导下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回到政治世界,融入公共生活——如何重新激发底层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穷人是物质匮乏之人,而物质之匮乏来源于权利匮乏;穷人之所以贫和弱,是因为权利的缺失。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努力,就是保护作为生存权的人权。因而,为了生存和有尊严地生活进行表达与行动并追求社会公正,对于穷人而言就是最大的政治。如今很多领域、很多地方都明确提出了为穷人还权赋能的主张,而还权赋能一方面要有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变革,另一方面还须通过公共生活和社会参与,使包括穷人在内的普通人真正具有政治地位。

社会生态自救与重建之道

中国社会最大的隐忧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权力、市场、社会三种结构力量失衡,权力整合并支配市场而形成新总体性社会。而被权力支配、由权力赐予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被动员的民众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基础,而是缺少公民意识、被动员、被组织、被裹胁的一盘散沙似的民众,难以成为社会自救与重建的主体。

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毕福剑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并推进社会的多元共存和表达空间的拓展。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处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和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学确乎变得重要起来，以至一些以此为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究竟春天是不是来了要看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在做什么，做得又如何。如果看看近年来的一些“显赫”成果，我们大概就兴奋不起来了。继“农村居民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农民工安全感最高”的调查结果之后，又出来了“2005中国女性生活质量报告”，乍一看题目真让人不免心里紧张，生怕再弄出个女性的幸福感超过男性之类的东西，因为毕竟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16．9，个别地区甚至达到130。

克服“社会恐惧症”

这里所讨论的社会恐惧症状不是一般心理学或精神医学意义上的“社会恐惧症”——社交恐惧与焦虑，指与他人交流和相处的障碍，而是指对主体性社会的恐惧、怀疑，将其视做具有破坏性的威胁力量。

我们究竟有多么特殊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决然对立，非此即彼。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都会并存；只是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通常更强调和盛行特殊主义，而现代社会普遍主义会获得更多的认同，毕竟，人类所构成的世界正变得愈来愈相似和关联紧密，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更多的共同准则与价值。

信息的黑洞

近年来中国愈发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和《瞭望》周刊等报道，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4年则上升至7．4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

关于历史构建的思考——田野札记之一

三年了，这个偏远的西北山村——骥村有了一些变化。因为这里是我们进行20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历史研究的凋镬点，几乎每年都要来村里住上一段时间，只是这三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安排。村里通了“油漆路”（当地人对柏油路的称呼），路边栽了“风景树”（柏树）和“大雏菊”，一条车道绕行到原先只能缘坡而上的“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是纪念毛主席1947年至1948年率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此生活战斗过，它的前身实际是当地声名远播的大地主的庄园。

保持传统 更新品格

进入新世纪的民间文化研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重大挑战和困境,前景是喜是忧还要看其从业者的选择、作为和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此时让人不由地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

制度与实践: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本报告以沈阳和长春两市的经验研究为基础,从制度与实践关系的角度探讨失业社会保障问题。本报告认为,在试点工作中,两市失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的速度是很快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制度实施上仍然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对失业者社会保障需求的复杂性、异质性、动态性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下列政策建议:实施“面向下一代”的发展战略,将就业机会更多地提供给青年一代,对4050人员主要用相关社会保障措施来保证其基本需求的满足;对失业者的社会保障做出特殊安排,实行低缴费、低保障的社会保障模式;依据不同目标人群有差异的需求,突出专项社会救助和养老保障。从制度和目标人群行为两个层面上入手,扩大失业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解决制度排斥的问题;加强制度与目标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深入听取保障对象的意见,了解其具体需求,使制度与目标人群的需求更为贴近。

社会学的想像力和使命——从小说《英特纳雄那儿》想到的

《英特纳雄那儿》(以下简称《那儿》)是曹征路先生的一部小说，载于《当代》2004年第5期。小说的线索单纯，情节不复杂，人物亦有限。中心人物是小舅，作为象征参照的还有他家的狗——罗蒂。这是一个“企业改制”过程中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的工人谋求生存和抗争的故事，是表现和追求尊严的故事。

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

作为生物技术革命前沿的转基因农作物日益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讨论与争端，诸如贸易、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频频出现在科技、经济领域，也成为政治、社会与学术领域中纷争不已的话题。

水木苍苍 东海茫茫

与台湾东海大学高承恕老师及其学术团队的相识相知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2000年)要早些,本系复建之时双方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之后的交流互访更是建制化的,也更加密切。一些重要的时刻,如东海大学东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20周年、30周年纪念,以及高老师荣休等纪念学术活动,我们都是一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