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主义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的类型化认定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8条影响,人民法院或执法机构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遵循了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若涉案行为具备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形式则只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难以揭示涉案行为的本质,造成行为定性与处罚决定相互矛盾等弊端,不利于反垄断法的体系化适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依据涉案行为的实质机制认定行为;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可准确认定违法行为,避免上述弊端,克服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的不足,因此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应依据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应进行类型化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垄断协议的两分法”是类型化认定的基本思路。在前一类型下,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交易相对人签订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寡头经营者共同从事的转售价格维持可能构成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在后一类型下,当协议的一方经营者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组织者或实质帮助者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实施协同行为的经营者的共同交易相对人可作为协同行为的组织者,此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协同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上下游经营者基于通谋达成的转售价格维持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建构的未来走向与整体图景

鉴于安全港制度与集体豁免制度的最终效果均为阻却违法后果,有学者主张将安全港制度和集体豁免制度统称为广义的安全港制度,从而形成双层叠加式构造。然而这种构造并不能产生明显的法律实施效益,却徒增了立法成本。暂时不引入集体豁免制度,仅建构单一的安全港制度更适合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安全港与集体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安全港制度的建构指明了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安全港制度不需要将横向协议纳入适用范围,市场份额门槛的设置应避免过度谨慎,转售价格维持亦可适用安全港制度。对前述内容的明确为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的建构勾勒出整体图景。

共享经济属性的回归与网约车监管思路的选择

传统出租车行业难以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新型出行服务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网约车以共享经济的思路调动闲散资源参与城市客运。然而,交通部网约车新规及地方网约车法规既认可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又试图将其拉入传统出租车的监管框架,共享经济属性的褪去导致了社会福利的下降。监管者只有进行监管思路的变革,才能使网约车在共享经济的模式下健康发展。

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认定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

在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案件与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道德因素较易成为人民法院评价行为正当性的实质依据,继而造成“泛道德化”倾向。受其影响,人民法院可能作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误判,从而妨碍企业的自主经营,妨碍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相关市场的自由竞争。为矫正“泛道德化”倾向,人民法院应主动审查涉案行为是否归属自由竞争的范畴。行为未违反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是行为归属自由竞争范畴的必要条件。当违反前述法律时,涉案行为应依据前述法律认定处理。不违反前述法律的行为,很可能被自由竞争秩序容许。同时,不违反前述法律并非行为合法的充分条件,涉案行为在符合特定标准时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适用“比例失衡”标准与“严重妨碍正常经营”标准可避免该倾向。

浅谈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以行政审批与报批义务为视角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问题仍是司法处理的难题，特别是股权转让合同订立之后，行政审批之前的合同效力问题。这一方面的法律规制涉及到民事合同的效力，尤其是合同无效与合同未生效的区别问题，涉及到对合同拘束力的理解和考量，涉及到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冲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及报批义务的规定，我国相应的司法解释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希望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建议。

反垄断法“鼓励创新”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

在反垄断法的效率目标长期被局限于静态效率的背景下,“鼓励创新”被写入我国新《反垄断法》立法宗旨条文的做法值得肯定。“鼓励创新”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人民法院或执法机构应切实履行反垄断法保障创新的制度功能。一方面,识别并规制表面促进静态效率实际却阻碍创新的垄断行为;另一方面,避免规制促进创新的合法行为,即使是该行为造成静态效率的下降。《反垄断法》及其配套规定不仅在具体表述上存在问题,而且面临对阻碍创新的垄断行为回应不足、存在错误规制促进创新行为的风险等困境。实现反垄断法“鼓励创新”的制度功能,需完善条文表述,强化对阻碍创新行为的规制,并防止对促进创新行为的错误规制。

也谈企业税务登记与工商登记的分立与整合

实行税务登记制度对于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的基本情况,掌握税源,加强征收管理,防止漏管漏征,强化税收政策和法规的宣传,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国税务登记制度却存在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其中,税务登记与工商登记的分立便是一例。试图探究两种登记制度分立的原因、危害,并提出改革建议,以完善中国税务登记制度。

浅析影响法官个人独立的行政性因素

阐述了西方司法独立与我国审制独立的含义,指出了两者的不同,重点结合我国审制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分析了行政性因素干预法官个人独立和审制独立的表现和危害。指出,我国审制独立制度虽已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但仍未脱离行政性因素的影响,存在法官管理的行政化,选任非专业化的现象,影响了审制效率和审制结果。因而应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法官个人独立,完善和执行审判独立原则。

上市公司股本溢价款对外放贷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地下钱庄"问题的曝光,金融监管的"矛头"直指"地下钱庄"的整治问题,本文则独辟蹊径地提出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本溢价款对外放贷的规制问题。我国上市公司股本溢价现象普遍,溢价产生的自有资金在满足生产需要、扩大企业规模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实务中,股本溢价款还存在一种重要的使用途径——对外放贷,并且这一现状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本文主要从金融法的视角,探讨上市公司股本溢价款对外放贷的界定、规制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规制措施。

浅析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及其规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负责人利用法律漏洞，故意进行会计违法或犯罪行为，不仅危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也破坏了良好的市场秩序。针对这一问题，新《会计法》在总则和分论中规定了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以规范单位负责人的行为。本文将浅析单位负责人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并对单位负责人规避会计法律责任提出合理化建议。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国际发展及中国选择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作为美国力推的药品专利制度,从引进之初便备受争议。该制度虽然强化了原研药专利的保护水平,但可能会对仿制药的上市产生消极影响。在比较法上,不同国家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国家力推而发展中国家反对。出于落实中美贸易协定以及鼓励我国原研药产业发展的目的,我国在《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引入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链接制度顺应了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在实践中存在信息登记缺乏有效监督、等待期制度僵化等问题。对此,我国应当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尽可能地对原研药企业通过专利链接制度获得的权利进行限制,以平衡原研药与仿制药企业之间的利益。具体实施程序的制定上,我国需要完善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和药品上市通知制度,加强各方协作,明晰权责分配,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同时还需要对等待期制度进行细化,在保障纠纷解决的同时尽可能加快仿制药上市,在鼓励原研药产业发展的同时尽可能保障仿制药企业的利益。

市场力量分析下反垄断规制体系的完善

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控制经营者集中三大制度支撑的规则体系为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场竞争的激化,三大制度皆在不同程度上出现适应性与灵活性不足的问题。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反垄断立法与执法囿于制度移植的固有路径而忽视了对市场力量的分析与把握,进而缺乏制度反思的能力。以市场力量的分析为指引,三大制度应当进行以下完善:以"路线图法"规制垄断协议类案件,强化对默示共谋的规制,并实现纵向垄断协议规制的精准化;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并审慎采用直接法认定市场力量,以拓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完善协同效应与单边效应的审查标准,并着力修订经营者集中的事前申报标准。三大反垄断制度相互配合,促使反垄断规制体系更加严密。反垄断法的修改和完善应在市场力量分析的指引下进行,在推进反垄断法及配套指南体系化的同时,应增强反垄断法实施的开放性与灵活性。

政府经济行为规制的形式工具与实质依据

政府经济行为是指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使用经济资源、运用经济手段做出的行为。规制政府经济行为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法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经济行为以"法定授权+具体裁量"的方式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权限与程序性规范的限制难以制约复杂多变的政府经济行为;与此同时,政府经济行为亦难以通过事后责任追究的方式进行规制,积极寻找新的规制工具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以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为切入点,政府经济行为规制以行政裁量基准作为主要的形式工具。形式工具作用的发挥必然依托于实质依据,只有以一定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实质依据,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事前基准,从而实现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充分规制。

寡头市场价格领导的反垄断法应对——以主要快递企业集体涨价为例证

主要快递企业集体涨价使“价格领导”成为值得关注的对象。价格领导是指在相关市场中某一企业先行上调价格,其他企业相继跟随涨价的现象,其以寡头型市场结构为必要前提,以涉案企业间不存在直接意思联络为主要特征。以结构主义为起点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不能有效回应该现象,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对该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误区与僵化。基于默示通谋的回应性规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寡头市场的相关属性使经营者更倾向于将其他主要竞争者的价格水平作为自身定价的起点,致使经营者仅通过单方行为即可实现意思联络。以寡头市场的相关属性为基础,特定的行为特征可使价格领导被认定为默示通谋。价格领导现象以寡头型市场结构为前提,这意味着规制者可通过经营者集中等制度对市场结构采取措施,以预防价格领导出现。

大数据技术的反垄断规制:挑战与应对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给反垄断规制带来了挑战。大数据的价格算法的应用促成了默示通谋与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达成;大数据技术一旦遭到滥用,将阻碍市场自由竞争;大数据驱动下的企业并购行为亦有可能造成垄断效应。为解决前述问题,规制者应当着重分析寡头市场中相关经营者通过价格算法达成默示通谋的可能性,并警惕价格算法可能导致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应对数据市场力量的单方滥用行为,并强化市场支配地位的直接认定;完善事前申报制度以应对数据驱动型并购,并在实质审查中考察并购的单边效应与效率抗辩。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之基础与类型及规制方略

域外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已从专利诉讼和解方案异化为专利药企与仿制药企的垄断利益共享通道及违法性竞争风险规避措施。该协议在我国能否产生,尚呈或然性。垄断执法机关可根据专利药企与仿制药企在不同类型反向支付协议中的行为表现与特定情况,建立识别机制;对反向支付协议竞争效果的分析,可参考专利药企要求仿制药企进入市场的时间节点以及参与反向支付协议的仿制药企数量两个因素,并将垄断协议中的“分割销售市场”作为规制反向支付协议的最终依据。

食品安全追溯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现代社会食品安全风险不可知性、多样性、变动性、系统性等特征决定了传统风险规制的局限性,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监管与动态监管理念呼吁食品安全追溯监管,其以食品安全质量信息的记录与查询为依托实现食品安全的顺向可追踪、逆向可追溯、风险可管控,理应成为合作监管理念下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制度。目前来看,“制度缺陷”“恶性循环”“体系孤立”是阻碍食品安全追溯制度付诸实施的主要困境。制度上的缺陷导致食品安全追溯监管陷入传统规制的思维并造成了规制的恶性循环,规制的恶性循环又反过来阻碍了制度缺陷的弥补,体系上的孤立性与规制的恶性循环皆源自制度定位的失当,前者亦加剧了制度填补的难度。走出前述困境需要在追溯监管、标准制定与风险评估管理的体系融合基础上突破规制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为实现前述目标,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应当逐步构建,同时司法机关应当在个体诉讼与公益诉讼的过程中通过法律责任的追溯实现司法机制与市场监管的协调互动。

第三方支付平台垄断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第三方支付平台因其互联网平台经济属性而打破传统金融业垄断格局,但其平台经济属性和封闭生态系统所致的数据垄断等问题亦是市场出现无效竞争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有序竞争对市场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相关市场的良性发展有利于降低和分散社会整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保护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和真正的平台选择权。第三方支付平台市场有效竞争需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相关市场及市场支配地位予以统一认定;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与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监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协同共治;需要加强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进而重塑动态监管实时到位、基础数据自由流动、信用评级体系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

论企业联营的反垄断法规制

作为企业联合的组织形态,企业联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合作、共同研发、协调生产、共同经营、联合投标、开拓销售渠道等多种经济内容的商业安排。企业联营在促进竞争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抑制竞争的后果。在发挥企业联营竞争促进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克服企业联营对自由竞争的损害,是规制企业联营的现实动因。企业联营的反竞争效应可分为单边效应与协同效应,对前述效应的分析应当在适用合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执法机构对认定为违法的企业联营应当采取妥当的救济措施进行具体规制,以实现扬长避短的规制目标。

行政主导型市场规制模式的弊端及克服——以司法裁判作用的发挥为中心

行政机关长期主导市场规制过程中的规则制定及实施,形成了行政主导型市场规制模式。此模式带来了规则制定与规则实施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规则制定层面,行政机关长期主导规则的制定使诸多规则难以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规则实施层面,行政机关以行政处罚等手段对违法主体进行制裁,难以实现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为克服行政主导型市场规制模式的弊端,司法裁判的作用应当得到充分发挥。其不仅能纠正不当的规则制定行为,真正制约政府权力,还可以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为市场主体提供救济,最大限度地恢复市场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