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剧《上海的早晨》的改编

十八集电视剧《上海的早晨》根据周而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编剧工作自1985年始,历时三年,由赵孝思和陈刚负责完成。1988年11月下旬,上海电视台开机拍摄此剧,张戈任导演,李媛媛和严翔为主演。该剧于国庆4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片首播,并于90年代热播全国,曾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本文探讨该剧改编的背景、内容及成败。

论《上海的早晨》的创作心理

作为一部解剖学范本式的作品,《上海的早晨》却遭受了评论界的冷遇,这是很遗憾的。在城市文艺主要应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之下,作者周而复不惜笔墨正面描写工人,并屡次加以修改提纯,但在"后记"中却对修改内容和定稿时间进行伪饰。相较而言,有关革命的审美记忆显得苍白,而和资本家有关的都市风情的内容,却在被批判的形态下呈现出自身的魅力,同时仅经发表前的一稿增删,就浮华尽现,且基本定型。上述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源自作家革命的焦虑与浮华的暗恋相交织的创作心理,折射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一代作家创作的影响。

男人之坏,女人之爱——读莫言长篇新作《生死疲劳》

莫言长篇新作《生死疲劳》借六道轮回的民间想象重述新中国的土地历史,其中透露了被男权操控的女性不自觉的悲剧命运.西门屯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依次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生活在前世亲人及其后代身边,目睹并参与了半个世纪女性的悲剧.作者莫言缺乏对女性境遇道义上的悲悯情怀和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批判意识,反而热衷于"男人之坏,女人之爱"的男性叙事,宣扬男性寻欢作乐和女性附属观念,表现出作家主体精神的颓废.……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研究述评

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再现了一段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关于它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在文艺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指导下,研究成果多为较客观的文本分析;文革中,主要批判它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新时期,随着比较研究、文化研究、接受研究等新方法的运用,研究视野得到了拓展,观点也逐步出新。综观《上海的早晨》的研究,曲折中兼有成绩与不足。有鉴于此,笔者期待关于它的更系统、深入的重读,并希望由此引发对当代文学一些问题和现象的思考,拓展、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话题。

“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十七年文学综论

关于十七年文学,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不免失之简单,而应尽可能重返文学现场,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客观、理性的审视。作为"为工农兵"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思潮在规范与质疑中交替演进,创作主体具有认同与焦虑的心态特点,文学作品则主要有建构与超越这两大叙事类型,总体上体现了对"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

规范与禁欲:新时期之前当代城市文学的处境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城市遭遇被改造的尴尬处境,城市文学创作相应受到之前解放区文艺观念的全面规约。经过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作为作品主角的争论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城市社会世俗欲望的合法性逐渐被驱逐,原本就受到压制的城市文学更为受挫。直至"双百"时期,才出现了一批深入爱情禁区,潜在呈现城市世俗精神的作品,但它们大多很快就受到批判。此后,作为一部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上海的文学想象的长篇,《上海的早晨》以其独特的形态完成了新时期之前当代文学对城市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

十七年文学教学新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薄弱,但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通过整体观照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十七年文学教学原有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把握其"工农兵"文艺建构与超越的特质,即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认同与焦虑的作家心态以及革命性叙事的建构与超越,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又蕴涵了自身所特有的精神超越性品格。

论20世纪上海书写的文学范式与图景

20世纪上海书写有两种文学范式,即以茅盾为代表的突出社会问题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范式。在两种范式中,突出社会问题的一翼基本上被置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观照之下。张爱玲将笔触伸向全体市民,书写着庸常琐事和乱世悲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主要继承了突出社会问题的书写范式,但它又与突出日常生活的书写范式潜在地对接。在整个历史进程的中间环节,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

综观近年有关上海及上海文学的研究,往往泛泛地将其纳入中西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中进行考察,忽略了上海在建国后十七年特别是建国初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上海的早晨》通过描写新中国成立初劳资之间争夺城市空间的斗争,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独立的特定历史阶段对物质和资本的复杂感受。本文从改造的主题、新人的形象、空间的叙述三方面重读这部作品,指出作者革命理性与都市感性的交织与笔下这段革命与浮华变奏的历史构成了对应关系。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文化选择及创作目的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早期的代表作,写于1930年,小说所写的是民国初年湘西边区的一座小山城里的爱情悲剧故事。尽管民国初年的荣峒山城交通闭塞,固守着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秩序,保留着古朴的民风习俗。

《命若琴弦》的生命哲学

《命若琴弦》取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盲琴师只要弹断多少根琴弦就可以重见光明。由此，史铁生讲述的是弹断了八百根琴弦的师爷、弹断了一千根琴弦的师傅以及将要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的徒弟这三代人的故事。传说本身是宿命的，但是它能够作为希亡星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正是人对宿命的抗争。从八百到一千到一千二，这不只是宿命也有“生命的递增”。

革命与浮华的并置——试论《上海的早晨》的空间叙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描写上海的作品。形成了“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这些作品大多围绕着二三十年代的海上旧梦，契合了当代上海对自身城市文化身份的自觉建构。与之相反，计划经济的传统却不被认同，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也因之被忽视。相对应的是，近些年来，在都市文学研究热和重写文学史的大潮中，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的上海书写很少被视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部在革命意识形态下金景式再现1949年至1956年上海历史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同样遭受了不应有的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