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农”参与农业技术信息传播的动力机制与实践样态

新中农阶层是近几年在农村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双重压力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资源禀赋成为村内各阶层间的"缓冲带",并在农业技术信息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彰显出独特的信息处理能力。通过对新中农阶层在农业技术信息传播过程中内推和外拉的动力机制分析,得出其具有参与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作用,并给出其具体的培育路径。

从环境治理到组织化扶贫：“十户一体”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内源性发展的分析视角

"十户一体"起缘于村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是一个在熟人社会的村庄内部自我管理的有益探索。"十户一体"的实质,就是将村民进行小规模划分,形成多个模块化的组织结构,并通过具有地方特质的体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闭环运行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作为一种协同运作的经验模式,"十户一体"被逐步应用到抱团脱贫工作中来,成为组织化扶贫的有效载体,并成为农村内源性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

精准扶贫:地方经验、现实困境与实践反思——以贵州省苗县为例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深入,其面临的对象和问题也越来越具体,尽管全国各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扶贫经验,却仍然面临着贫困户识别不精准、贫困户参与积极性不高、扶贫政策灵活性缺乏等多方面的现实困境。通过对当前困境进行反思,发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缺乏对地域文化特殊性的把握,导致扶贫工作开展的逻辑、理念与地方本土文化的内核不匹配。基于此,应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做出反思并进一步拓展,强调精准扶贫过程中理念的精准切入,把重塑政府形象、“输血”和“造血”并重、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三个核心维度作为扶贫工作进一步调整的路径。

苏南家庭农场深化发展影响因素及提升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苏南作为全国农业发展的先进地区,对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早的探索,并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格局。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特殊时期,探索影响苏南家庭农场深化发展的因素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通过对苏南地区363个家庭农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销售渠道、贷款渠道、政策支持、技术培训、土地规模对苏南家庭农场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苏南地区发展的特点,从资源分配比例倾斜的角度提出了完善融资渠道、拓宽金融服务、转换扶持机制及加大技术培训的提升措施。

义乌首创政府“店小二”

政府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能，一直被聚焦。义乌市在全国首创“店小二”办公室，以政企关系的变革，将地方政府“服务”的职能突出且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苏南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农业+互联网”的应用

以苏南地区实地调研为基础和调查数据分析为支撑,分析苏南地区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农业+互联网'模式的发展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数字鸿沟的成因探寻与弥合路径研究

老年数字鸿沟已成为老龄化社会的显性问题,积极老龄化战略为破解该问题提供了方向。在三级数字鸿沟理论视域下,老年数字鸿沟表现为前端数字接入端口缺失、中端数字应用能力差距与末端数字知识获取迟滞三方面,这种系统性困境表明老年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问题。数字化与老龄化的双重促动、政府公共数字资源供给相对滞后、市场“人群偏好”与适老化不足、老年群体“数字障碍”与家庭数字反哺作用有限等多个因素共同促成老年数字鸿沟现象。在积极老龄化理论指引下,构建数字包容型的老年友好社会环境、完善数字社会的公共服务与制度体系、激发以适老化科技为导向的老年蓝海市场、强化数字反哺与老年主体增能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实现路径。

农产品安全生产视角下农民科技需求及其提升研究——基于全国十省27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本文以对全国十省农村地区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农民科技水平、需求现状、对农产品安全的认知态度与发展诉求,并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民科技需求的因素。研究显示:当前农民科技需求较多,迫切需要农业服务,但专业培训不足,合作参与较少,种养殖仍主要依靠传统经验,在技术采用中存在较强的"从众心理"。多数农民对农产品安全的认识模糊,生产操作不够规范,更为注重经济安全。此外,兼业情况、家庭人均收入、生产目的、劳作方式、农产品关注角度、施药过程是否规范等因素对农民科技需求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监管、教育、合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嵌入、建构与增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践探索——以贵州省T县为个案

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本文在梳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研究四种视角的基础上,以"嵌入—建构—增能"为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对贵州省T县的经验考察,系统探讨了结构性嵌入与资源下沉、系统性建构与土客共生、全方位增能与社会改造的展开逻辑,立体呈现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实践探索,这对于有效破解贫困治理长期存在的碎片化困境、打好新时代精准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嵌入”到“互嵌”: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基于贵州省T县调研

精准扶贫开展以来,通过扶贫资源大规模的“嵌入”,从客观的结构层面改善了民族地区的贫困样貌。然而,民族地区深厚的文化内涵始终在更深层面影响和支配着地方群体的行为,致使形成的文化张力降低了贫困治理效率,成为民族地区进一步深化贫困治理的瓶颈。基于T县贫困治理中对地方文化调适的经验启发,讨论了贫困治理与“互嵌”的关系,认为从“嵌入”到“互嵌”的视角转换,将成为未来深化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重要突破口,最后回到“互嵌”内涵本身,从主体认同、文化互动、情感交流三个关键维度讨论了“互嵌”式治理形成的可能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发展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分化造成的农业经营主体妇女化、老人化,农业经营边缘化问题直接威胁农业发展。培育职业农民是破解"无人种地"难题的关键,也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职业农民的形成主要有身份转换型职业农民、专业支持型职业农民和新农人三种类型,而农民群体分化与职业农民稳定性特征间的矛盾、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与职业农民高素质能力结构要求间的矛盾和现有制度供给与农民职业化培育的环境要求间的矛盾制约着职业农民的培育形成。面对农业职业化的约束因素,需要从深化农业领域改革、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发现农业社会价值等三个方面构建农民职业化的可持续保障机制,奠定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微观基础。

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及其行为边界

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的不断涌现持续引发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拷问着政府在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履职能力。为了更好地厘清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行为逻辑,以政府职能规范及其行为边界为研究的起点,结合有限政府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从农药施用的视角,对5个典型农业省份的986个农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并从中选取典型案例,从标准体系缺失引起的用药依据缺乏、公共服务缺失引起的不规范农药施用行为、监管失职引发的施药失范行为、激励约束机制缺失引起的施药恶性循环等四方面分析了政府在农产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应具备的核心职能,并结合现实场景对政府和社会以及政府和市场间的职能范围进行了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