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非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通过讨论苏非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原因、苏非主义发展的阶段与特点,以及苏非主义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分析,提出了苏非主义在发展中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与问题,以便人们对伊斯兰世界有一个较深刻地了解。

瓦哈卜思想的产生与影响

18世纪,瓦哈卜依靠沙特家族,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旨在纯洁伊斯兰教,复兴穆斯林社会,他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改革思想,尊崇罕百里教法学派和圣训学派。瓦哈卜思想的产生是为了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既有来自伊斯兰哲学、苏非主义、什叶派的挑战,也有西方世界的威胁。他反对关于安拉属性的讨论,反对任何形式的"中介",主张重启"创制"之门,重申"陶赫德",区分认主独一与拜主独一,严禁任何形式的以物配主。这是伊斯兰教的一次自我修正,它开辟出了一条以宗教改革带动国家进步的发展模式,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今仍为沙特阿拉伯国教,影响着中东局势的发展。

集体记忆在家庭空间中的延续、断裂与建构

重庆市荣昌县清流回族社区是重庆市少有的传统回族社区。本文通过简述该社区的历史和现状,展现集体记忆在回族内部通婚家庭和回汉通婚家庭的不同体现,从人类学的视角阐释分析集体记忆在家庭空间中的延续、断裂与建构。

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

河湟民族走廊是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诸多民族在这里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走廊”地带。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为本地自然物种的牡丹得到各民族的共塑、共享、共赏,并被构建为一种“多民族共有符号”,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现实案例和参考路径。

牡丹花谱中的品第秩序与礼仪建构

中华文化有品鉴百花和为花作谱的传统。牡丹在这一文化“大传统”中,享有至高的品第和礼仪。系统梳理唐末至清代各类牡丹花谱,牡丹的品第与礼仪源自历代士绅的建构,其从山野中的木芍药变为百花秩序中的“一品”和“花王”,并在品赏时适用九锡之礼,其背后蕴含传统等级秩序的思想文化逻辑。

“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院校课程思政的理论逻辑与路径研究

交通院校课程思政既有其行业教育的相对独特性,同时又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肩负起培育新时代交通人才的时代重任。因此,将“两路”精神有机融入交通类院校课程思政全过程,有利于发挥其文化载体的育人功能,促进大学生的情感价值认同,完善交通类院校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有利于丰富交通类院校课程思政的教育资源,全面形成专业点和育人点的契合;为构建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融入机制提供新的思路和突破点,助力交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从富贵花到两世花:回族文化中的牡丹——基于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社区的调查

牡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世俗世界的美。它所拥有的"富贵"之意是对今世生活的高度概括。回族在艺术中借用和重塑了牡丹符号,彰显出两种文化在小传统层面的对话。被重塑后的牡丹符号在世俗层面呈现着回族对今世生活的追求,在神圣层面则是对后世乐园意象的隐喻,二者共同体现了回族"两世吉庆"的人生哲学。

莲化牡丹:民族团结的区域性符号实践——河湟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一个案例

民族团结的目标指向是国家统一、社会和合、文化交融,其实现的途径在于各种类型的“实践”。文章提出,“符号实践”是民族团结的实践路径之一,且具有区域性(地方性)、情境性的特点。在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中,没有自然生长的莲花;但在其地方文化系统中,莲花符号却占据核心位置。那么,当地的人们如何在其地方艺术中把莲花符号“具象化”呢?田野调查发现,莲花通常被以牡丹的样式加以描绘,莲花化身为牡丹,可视为河湟地区民族团结的一种无意识的符号实践。

玫瑰、郁金香与牡丹:从乐园意象的演变看伊斯兰教中国化

乐园或天堂,是伊斯兰教关于后世生活的最重要想象。从阿拉伯沙漠精神出发,《古兰经》用绿洲来描述乐园;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乐园意象逐渐演变为鲜花盛开的花园。而至于这花园中最重要的花朵,各族穆斯林则根据自己的"地方知识"予以阐发;于是,玫瑰、郁金香和牡丹,分别成为了波斯、土耳其和中国回族穆斯林文化中的乐园之花。本文认为,这一案例再次暗示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其实拥有多样化的地方性实践。

川藏、青藏公路:“以路为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对川藏、青藏公路的修筑与使用的研究中发现,道路的延伸与扩展对沿线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有积极影响,川藏、青藏公路实现对地理空间资源的有效整合、社会空间的高度重合与情感空间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特别是在交通强国战略持续推进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在“以路为媒”的结构框架下,阐释“两路”与“两路”精神连接祖国山河、推进各民族通达交融的双重要义,对进一步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