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自主权的法理阐释与制度完善

科研自主权并非来源于行政机关的授权或权力让渡,而是基于科研人员学术能力与专业背景的“信任自主”与科研项目合同的“绩效自主”,包含作为个体科研人员的科研自主与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研自治两个维度,其权能在于排除公权力的不当干扰与积极实现科研责任。科研自主权改革既需“还权”也要“赋能”。我国当前科研自主权改革在渐进式放权的同时,存在强化科研绩效评价“隐性控制”、混淆法律监督与专业监督、容错免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欲真正落实科研自主权,需恪守权责利相统一原则,由政策性放权转变为法治化赋能,通过建立以法律监督为核心、专业监督为辅助的科研监督体系,弱化绩效评价指标的刚性约束,完善容错免责机制等,实现静态层面的权利回归与动态层面的权利行使的统筹协调,最终建立与科研自主性相匹配的自主权改革路径。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迈向科研自由的科研经费治理入法问题探讨

在迈向科研自由的过程中,一系列科研经费"松绑"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的出台预示着我国科研经费治理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航标"在彰显遵循科学研究规律与注重管理技术改善的同时又具有诸多局限性,如经费治理承袭"权力导向"与"管制思维"旧义等。认真对待这些难题,我国科研经费治理亟需由管理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由政策性文件主导向更高位阶的专门性立法主导转变,坚持以保障科研权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维护良性科研经费治理秩序为立法宗旨,优化科研权力与科研权利之间的法权结构,重塑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支出财务报销制度、绩效评价机制以及信息公开制度,以期为我国科研经费治理入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

科研项目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进路

现代科研项目治理遵循“政府—科学”研究范式,以保障科研自主与实现科研责任为核心。西方科研项目治理经历由政府与科学对立与斗争的主体性逻辑向沟通与合意的主体间性逻辑的发展历程,治理核心也由强调“科研自主”到“自主与责任并重”。相较于西方线性发展模式,中国科研项目治理现代化将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同步推进的过程,应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的法治进路:在责任承担方面,由传统的“主体—行为—责任”的“过程责任”和“结果责任”范式向“角色承担—说明回应—违法责任”的“角色责任”范式转变;在权力(利)配置方面,以“服务主导”而非“产品导向”为目标,由管理性权力(利)配置向服务性权力(利)配置转变;在利益分配方面,由“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让科研人员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尊严。

科技金融数据信息流通的现实风险与法律监管

数据作为科技金融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既是金融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也在流通中内嵌了复杂的现实风险。当下科技金融数据信息风险主要由金融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金融机构的数据合规风险和金融系统的数据安全风险三个层面组成。本文通过对金融数据信息构成维度中内涵属性的厘定与阐释,在树立横向包容合作与纵向穿透式的监管理念基础上,以“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范式,从监管机构转型、监管科技运用和监管职责落实三个方面进行监管应对,彰显科技赋能金融的创新价值。

绩效预算:基于善治的预算治理

绩效预算是作为善治的预算治理的价值目标与衡量标准。预算善治的基本内涵决定了绩效预算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核心、以分权为手段,同时以绩效问责为约束。为此,我国绩效预算治理改革不仅需要完善预算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配置的关系、构建科学的财政激励制度并不断强化绩效问责,而且更需要体现出预算善治的价值追求,既要有预算善治之外在表现,也要体现其精神内涵。

论预算治理的三重维度

现代预算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石,如何践行预算治理理念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挖掘现代预算与预算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把现代预算的规范性、民主性与绩效性作为推进预算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领。预算治理的规范表达是各种预算权主体动态博弈妥协的产物,实质在于实现预算权之间制约的平衡。预算治理的民主基础包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的双重向度,代议制是预算治理的直接保障,协商式是对代议制下预算公共性不足的合理补正。预算治理的绩效维度是预算治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目标取向,体现出预算结果和预算目标意义上的良好预算治理。为提升我国预算治理能力,立足上述三重维度,应促进立法、行政、社会之间预算权配置的平衡,夯实代议制民主与发展协商式民主,加快"抽象的绩效"向"具体的绩效"的转化。

科研宽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宽容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科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科研宽容绝非科研资助机关对科研人员的恩赐与施舍,而是科研人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包含消极层面上对科研失败的容忍与接受和积极层面上对科研人员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两个维度。当前,我国的科研宽容制度改革过于侧重对科研失败的容忍与接受,而忽视了对科研人员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再加上科研宽容认定标准与程序的缺失,导致科研宽容的制度设计尚无法有效处理容错与问责之间的关系,科研宽容处于虚置的尴尬境地。为实现科研宽容制度建设的法治化、规范化,需通过完善非共识类项目评审机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性、强化结项评审的契约精神以及提升科研评价的容忍度等措施,将宽容理念贯穿于项目评审、执行、结项以及评价等全过程。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中的风险规制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肇源于科研项目立项、执行、结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过程不可观察、结果不确定等特质引发的经费滥用与浪费等可能。囿于当前的部门法规制思维,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规制呈现出"重公法、硬法、实体法而轻私法、软法、程序法"的不良状态。规制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应从科研资助合同的本质探寻风险的生成机理,并依据合同理论完善风险规制的法治理路,打破传统部门法规制壁垒,坚持公私法融合的规制路径,建构以自我规制为前提、以合同规制为核心、以刑事规制为补充的兼具实体与程序、法律与道德的多维度风险规制体制。

涉税刑事案件行政处罚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与完善

及时、公正地追究涉税刑事犯罪的法律责任需要在税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构建起合理的制度衔接。针对涉税案件的特殊性、专业性与普遍性,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坚持"原则上刑事处罚优先,行政处罚有条件补充,特殊情况下行政处罚优先"的处理原则。同时要加强税务机关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在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的有效参与,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此外,由于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在有关证据的收集、转化、证明标准的高低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若司法机关经较为严格的司法程序与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无罪,不能以此反推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认定的事实缺乏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