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自我调适与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1935~1940)

抗日救国的关键时刻,中共内生的自我调适与其中华民族意识全面觉醒具有“强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即组织发展与观念变革来解释。组织发展维度,中共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阶级革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据此调整二者关系,并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全民族的代表者”。观念变革维度,为了顺利开展民族革命,最大程度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共把无产阶级国家观念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力图创建一个集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新国家”。自我调适的两个维度不仅使中共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作为全民族代表践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与全国革命的解放进程。

政党调适与国家治理——基于发展党员两组数据的走势分析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始终肩负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并以自我调适来推进实现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了国家治理而自我调适?国家治理的阶段性要求是政党调适的具体方向,而发展党员是政党调适可操作的一种组织策略。以此为解释框架,文章对全国与地方(D县)两组发展党员的数据进行走势分析,比较建立党组织与发展党员的重点领域、规模及速度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目标而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其中,发展党员的重点领域是按照政权系统—群团组织—社会经济领域的逻辑次序展开,相应的阶段性任务是巩固政权,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提高党组织覆盖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注重提升党员发展质量。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具备丰富的自我调适经验与智慧,始终掌握国家治理的领导权。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及其可能转换——基于三种方法论进路的比较

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涉及情境、问题、文本、思想家、研究者诸要素。对这些要素的不同侧重,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形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时空坐标系。运用去时空化、再时空化、时空变迁的时空坐标分析框架,比较三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史方法论进路,即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与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可知,三种时空坐标图式对诸要素的不同侧重有各自理据,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共识、分歧与融合,亦可有条件地转换。这有助于在方法论层面丰富和扩展当下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早期展开(1898-1921)

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是以知识分子创造性引入的阶级分析为前提的。根据无产阶级观念所指代的重点社会群体,其早期展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之前指需要同情的平民;此后至十月革命胜利指得到尊重的劳工;之后四年迅速转变为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团体。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是知识分子为改造中国社会而不断寻找革命主体动力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与传播无产阶级观念,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迅速传播与发展奠定了知识与社会基础。

概念比较:正义、公平、公正——政治哲学史的考察

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正义、公平、公正有何差异?有何关系?通过考察这三个概念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原初差异、混用条件及关系变迁,可以看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基本奠定三者的差异与关系框架,其中,正义在价值等级体系中起统帅作用,而公平与公正是实现正义的两个互补向度。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关系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几乎没有变化,只增加宗教权威的诉求,但在现代社会隶属于自由与平等的主题。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试图把三者的传统关系嫁接在现代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以克服西方的宪政危机和现代危机,但忽视概念之间的差异,给政治哲学研究带来更大的困难。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共同体: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鲍曼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

共同体主义是以批判自由主义而著称的一个政治哲学流派,而鲍曼却从经验层面质疑共同体主义本身的意义。共同体是安全和谐的象征,但被现代民族国家摧毁和置换之后,成为一种人们想象出来的安全感。当代社会对共同体的强烈向往是人们对自由与安全失衡的心理反应,是由于人们在民族国家衰微之后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却又陷入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中。共同体主义并不能解决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二者都无法解除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人们遭遇的困境。

社会资本: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量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和新的解释范式,对当下社会科学界产生着深远影响,但目前各种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运用不乏混乱和矛盾,本文视之为以信任的核心、以公民参与网络和互利互惠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然后表明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过程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应无不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与社会资本的储量也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社会资本这个变量,以形成社会资本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公民身份认同及其三种分形

公民身份问题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大致可划分为制度、心理、行动、教育这相对分离又相互依存的四个维度进行研究。作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勃兴的新维度,公民身份研究的心理认同维度旨在关注个体对于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的主观认知、情感与判断,包括对自我安全、归属、责任、团结、包容或排斥等在心理层面的积极反应。西方学术界主要是在此维度进行公民身份问题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该维度的核心概念,公民身份认同进一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三种类型,三者在理论上相互推进,在实践中相互作用。该维度与类型的划分可以厘清晚近20年来西方学术界泛起的公民身份争论,有效透视西方学术界文化转向的总体状况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中的公民身份——以德国模式的形成为例

公民身份理论的马歇尔范式背后悬置了英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演化进程。吉登斯的贡献在于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域完善了马歇尔范式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其关系,但其分析不乏简单化。因而有必要在吉登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两个解释模型,并可通过德国模式的形成加以验证。俾斯麦政府仅发展少量的公民权利和虚假的政治权利,但优先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主导的社会权利。德国模式有效推进了19世纪后期的民族—国家建设,但为后来酿造历史惨剧铺陈了道路。马歇尔—吉登斯范式之英国经验的公民身份三分法及其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脉络关系需要加以重新审视。

Citizenship的内涵检视及其在汉语界的表述语境

Citizenship在1990年代之后复兴为西方学术界的关键概念,在新世纪之后逐渐进入汉语语境,但中国学者对该概念的译介存在严重混乱。Citizenship是指一套涉及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规范,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大致分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范畴,而当代英语世界中的内涵界定主要有现代国家、观念史和多元主义这三种范畴。本文主张从个体-公民-共同体的关系框架来理解,并主要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两个汉语词汇来对应,但在具体语境中要考虑二者在汉语言中的差异。

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以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为分析框架

政治文明、社会资本是目前国内外探讨的两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其中政治与文明的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而社会与资本的结合是现代公民社会运转的必然,二者是考察当下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两个视角。文章试图利用国家-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关系,认为政治文明与社会资本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是动态依存的,而二者依存的动力机制是提升公民资格,其中主要在于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共精神、培植公民品德,因此,政治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资格的有机结合是理顺现代国家、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体三层次关系的介质,也是推动其全面发展的关键。

公民身份研究新思维——评Citizenship The Civic Ideal in World History,Politics and Education

“公民身份是人类尊严和世俗道德的基石。失去了这些价值，人类将蜕化到暴政与狂妄。因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公民身份的光芒，唯有通过其多棱镜的耀眼照射，才驱散这些邪恶的黑暗。”（P．345）本书作者德里克·希特用这句既发人深省又意味深长的话来为本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市民、臣民与选民：现代公民的角色整合与嬗变

为什么公民问题在当今西方学术界成为一门显学?本文把原因归结为,现代公民经过几百年整合与变迁,当今难以继续发挥其角色的原初功效。从中世纪末期开始,新兴市民借用现代公民的角色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欲求,服从传统君主的臣民成为服从国家主权的现代公民,拥有选举权的公民等同于选民。公民—国家关系模式中的现代公民整合市民、臣民与选民的角色性格。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遵循自由主义原则的市民、遵循安全需求原则的臣民、遵循民主共和原则的选民分别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不同领域中运行,但彼此逐渐出现断裂,导致公民角色的当代式微。对公民-国家关系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全球新型公民角色的构想汇拢为公民问题的泛起。

齐格蒙特·鲍曼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马克思主义对其早期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但葛兰西使鲍曼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实践,并为其后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体系奠定基础。鲍曼"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包括,在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并解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以此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虽不是鲍曼后期思想的主题,但其精髓却成为鲍曼洞察当代社会境况的认识论基础。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对我国改革历程的一种解释

我国在改革中经历了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如下变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策,使劳动力自由买卖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正相关性在我国成为现实;在九十年代初,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使资本开始真正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力量,从而出现资本抛弃劳动之后所遗留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政府权力如何缓解少数资本拥有者与多数已成为穷人的劳动者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是面临的新问题。

三种新政治观的共识与差异

吉登斯、U.贝克与Z.鲍曼构成199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从解放政治、决策缺陷与秩序追求三个视角达成反思性的共识,即西方现代内蕴的政治悖谬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将代之以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各自编织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的新图景。三者在共识基础上的差异形成一种彼此互补性的关联,即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立场、U.贝克的世界主义方法论和Z.鲍曼的后民族国家视野。

公民概念如何通向现代?——一段学术史的考察

在写入现代成文宪法之前,公民概念有一个从中世纪通向现代的学术史历程。中世纪城市对公民的定义很多,大致可分为法条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类。这为公民概念通向现代的两种观念传统铺陈了道路,即绝对主义与共和主义。共和观念的传统在前期以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与哈林顿为代表,后期以法国的狄德罗、孟德斯鸠与卢梭为代表,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精神与政治责任;布丹首创的绝对观念传统经格劳修斯改造,由霍布斯推向极致,突出消极服从、权利义务与个体自保。劳尔森、洛克、普芬道夫在二者之间寻求调和。公民概念的两种传统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有不同的汇合方式。法国共和传统的公民经大革命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洗礼后,最终在宪法上固化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现代概念。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