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

西汉初,叔孙通采撷先秦古礼及秦制,确立汉朝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其中既不乏沿袭传统的因素,也混杂有当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还有出身于庶民阶层的汉统治者所熟稔的民间俗文化的因素。汉武帝以后,儒学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儒家若干典籍记载的所谓周代天子祭祖礼制,对汉代皇帝修订宗庙祭祖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两汉时期皇帝宗庙祭祖制度,与儒家典籍的相关记载以及若干儒生的诠释相比,二者并不完全吻合,而是前者依据现实需要,对后者多有变通,由此导致制度本身时刻处于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的研究较以往大有改观。相当 数量的学术论著对其沿革损益、民族地域间差异及与当时社会变迁、思想文化走向等问题从横纵 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对当时诸如世族身分内婚制、厚葬薄葬等传统论题 的重新阐述，也有从社会史角度对以往久被忽视的社会非统治阶层的若干婚丧习俗，诸如早婚、 “招魂葬”等问题的探微发凡。就研究方法而言，既有对历史文献的爬梳钩稽，也有对社会学、考古 学等学科相关理论及成果的自觉鉴借。这一切无疑将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的基础。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北魏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

北魏初期的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在粗略仿照以往中原汉族政权礼制的同时,羼杂大量鲜卑民族习俗。北魏孝文帝在对汉以来相关制度及历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的长短、优劣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传统既有沿袭之处,也不乏创新之举:遵循儒家经典记载及汉以来传统礼制,于每季孟月举行时祭;关于、祭祖制度,孝文帝在比较郑玄、王肃有关学说基础上,舍弃郑学,遵循王学。宣武帝、孝明帝时,逐渐改变孝文帝取王舍郑的成法,改而遵循郑学。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祫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汉哀帝新论

为强化皇权,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汉统治政权,汉哀帝通过倡导孝道,为自己祖母、父、母加尊号、尊谥的方式,清除了专擅朝政的王氏家族势力。汉哀帝又通过追究、暴露汉成帝为一己私欲而残害亲生子嗣隐秘的方式,挫败了守旧势力借助孝道,利用汉成帝来控制朝纲,进而阻挠改制的企图。汉哀帝虽重用外戚傅氏、丁氏,但并非不辨贤愚,对不与己同心或为非作歹者,时时予以抑制、防范、贬黜。他优遇大臣,对奉公守法、政绩卓荦者,往往破格拔擢;对逆耳谏言,也时能采纳、容忍;对桀骜不驯、结党营私、因私害公、觊觎非分的宗室、臣僚,则予以严惩,大体上能够做到信赏必罚、亲贤恶恶,具备一定的统治才能。不过,由于哀帝自身性格存在严重缺陷,加上若干施政不当,遭致臣民普遍不满,改制最终归于失败,社会形势也呈恶化之势。

郑玄、王肃《礼记注》比较研究

郑玄、王肃《礼记注》(以下分别简称郑注、王注)是《礼记》学两部重要的注释著作。比较郑注、王注,二人既在文本、句读、释义等方面存在歧异,亦有相同、相近之处。王注既有径引郑注以证成己说之处,也有比郑注因仅增减若干无实际语义的词语而造成貌似立异,语义实同之处。郑玄、王肃对《礼记》若干名物、制度,尤其是存在因果逻辑关系的名物、制度的注释,存在因异而果同的现象,可谓异同并存。王注之所以多与郑注立异,不单纯是王肃出于争强好胜、与郑玄争夺经学领袖地位心理所致,亦是经学诠释本身内在需求、社会的变动、经文歧异模糊、郑注错误或不当,及郑、王《礼记》文本、句读歧异等因素影响的结果。

中国古代儒者关于牺尊、象尊形制的诠释与争辩

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成书的若干文献,记载先秦时期铸造有牺尊、象尊。汉代儒者毛氏认为,牺尊是用"沙"装饰之尊。郑众认为,装饰翡翠之尊,谓之牺尊。象尊或为铸造成凤皇形貌之尊,或为用象的骨骼装饰之尊。郑玄认为,"沙"指凤皇。描绘有婆娑飘舞的凤皇羽毛图案的器皿,谓之牺尊。象尊是用某种动物骨骼装饰之尊。阮谌则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描画有牛、象图形之尊。三国曹魏儒者王肃据当时发现的先秦古器物,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铸造成牛、象之形,凿空其背部,用来盛酒、水的容器。对上述说法,后世儒者或无所适从,或不妄加裁断,或遵循某家之说,对异说加以驳斥,或兼采并收,择善而从,或不拘泥前儒成说,另创新说。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汉哀帝改制考论

汉成帝委政于外家王氏,导致其专擅朝政,皇权衰微;加之长期积聚、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已严重威胁西汉政权的生存。汉哀帝即位后,推行了若干改制措施,其具体内容有:罢弃乐府、倡导三年丧礼、改正祖母、父、母名号、推行皇帝宗庙制度改革的礼乐改革;大致遵照若干儒家经典有关记载和现实需要,改革相关职官制度;限制贵族富豪疯狂兼并土地和大规模占有劳动者;支持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于学官等。但由于缺乏系统、全面、合乎实际的改制方案,改制过程中哀帝又因人废法,息事宁人,宠幸奸佞小人,又因侵犯权贵利益而遭抵制,汉哀帝推行的旨在挽救西汉统治的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

魏晋皇帝宗庙四时祭祖礼制,既有沿袭东汉相关制度之处,也有因时适宜变革、创新之处。由于受经学领域郑玄、王肃两大学派相互辩难、竞长的影响,曹魏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最初依据郑玄学说,而后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定制。为兼顾情、礼,东晋自穆帝以后,逐渐实行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的殷祭制度。

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

魏晋时期的宗庙制度 (立庙、毁庙、祭祀等 )在借鉴继承古礼及两汉相关制度的同时 ,又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郑玄、王肃对儒家经义的不同阐释而有所变易、创新 ,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典章制度沿袭中有损益特点的生动体现。以不循古礼、“渎乱不经”斥之 ,进而视魏晋时期为“礼崩乐坏”

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略论清儒对“汉学”、“宋学”的继承与创新——以清儒对周天子宗庙祭祖礼制的诠释为中心

关于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四时祭,清儒既有遵循郑玄学说者,以《周礼》、《诗经》、《公羊传》、《尔雅》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周代礼制,《礼记》之《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记载的四时祭名为夏、商礼制,也有对郑玄学说提出异议者,认为上述文献记载的皆为周代礼制。就"禘"、"祫"祭祖礼制而言,清儒或遵循郑玄等汉儒之说,或遵循赵匡、王安石等唐、宋儒者之说,或折中诸说,或另倡新说,对"禘"、"祫"祭礼名实异同,"禘"祭礼的含义,"禘"、"祫"祭礼类型,"禘"、"祫"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等问题进行诠释。以"汉学"、"宋学"对清儒经学诠释进行畛域分明的划分,则有失简单。

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虽然大体上沿袭晋制,但也不乏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之处。宋既沿袭东汉、东晋相关制度,以"禘"、"祫"为同一祭礼,称之为"殷",每间隔三十个月,于夏四月或冬十月举行一次"殷"祭礼,又依据东汉儒者何休、郑玄学说,将"殷"祭礼的举行时间与三年丧礼联系起来。南齐依据王俭之说,大致沿袭东晋制度,每间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梁在大体上遵循郑玄"禘"、"祫"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礼、"禘"祭小、"祫"祭大学说的同时,依据有关记载和自身的理解,对郑玄"禘"、"祫"祭举行时间间隔学说进行了变革,实行"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三、五不相通数之制。

魏了翁《周礼折衷》对周代礼制的考释

南宋儒者魏了翁所著《周礼折衷》,对古代的称号、朝觐、巡守、祭祀、丧葬、饮食、历法等礼仪制度,进行了考释。魏了翁的考释,具有兼顾宏观、微观问题;择善而从,基本无门户偏见;受佛教、道教思想学说影响;有所创新等特点。不过,《周礼折衷》一书中的创新之处寥寥;考释往往只及皮毛,缺乏深入、细致的考释;《周礼折衷》一书传播不广等,或是导致《周礼折衷》在后世《周礼》诠释史上影响甚微的重要原因。

曹魏与邪马台国始通使年再考辩

邪马台国是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倭(今日本)人建立的国家之一。三国曹魏时,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使团首次至曹魏朝贡。此次通使时间,在中外史书中,主要有"景初二年""景初三年"二说。持"景初三年"说者认为,《梁书》《北史》等中外文献皆系此事于景初三年,可证《三国志》所载景初二年为误;景初二年六月,曹魏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集团之间的战争正式爆发,八月结束。辽东交通必因战乱而中断,邪马台使团无法取道辽东,前往洛阳;魏帝并非在景初二年十二月,而是在景初三年十二月颁册封诏书及赐物,正始元年送达带方郡。上述诸说皆似是而非。《梁书》等记载或因主客观因素影响而有误;辽东之役,不可能阻断邪马台使臣的通路;魏明帝去世、曹魏统治集团内权力之争、赐品之购置备办、交通之不便捷等因素,皆可导致魏明帝撰颁之册封诏书被延宕一年多现象之发生。

论魏晋迄清代文献对曹芳、曹髦、曹奂诗文的改写

自魏晋迄清代编撰的约105部文献,对三国曹魏曹芳、曹髦、曹奂三位少帝撰颁之289篇诗文中的212篇,多有抄录、改写。改写包括删略文字、增加文字、改换文字、颠倒句子顺序四种方式。改写现象之普遍存在,与后世文献编撰者或抄印者的个人用字习惯和喜好、正统观念存阙、相关知识储备的多寡与水准的高低、源出文献记载歧异、社会思潮演变、文献流传过程中的磨损湮失等主、客观因素,有密切关系。有的改写为误改,值得后人引以为戒;有的改写可完善、改正原文之不足、错误,值得肯定和吸纳。

略论魏晋迄清代对曹芳、曹髦、曹奂诗文之抄录、纂辑

自魏晋迄清代,历代编撰的若干文献,对三国曹魏曹芳、曹髦、曹奂三位少帝撰颁之诗文,虽多有抄录,但除曹髦诗文曾一度纂辑成集,至迟于隋时已佚外,曹芳、曹奂诏文并无专门纂辑成集者。直至清代,严可均始辑录曹芳、曹髦、曹奂撰颁之诏文,最终辑录为53篇。严氏所辑,多有不足、错误之处。据《三国志》、《晋书》、《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源出文献所载,可辑得曹芳、曹髦、曹奂诗文289篇,其内容主要为有关军政事务之处置、学术论辩、人物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