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文化品格探析——以《采薇》为例

《诗经》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历久弥新的影响。《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深受文人、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喜爱,鲜明地体现了《诗经》所具有的四大文化品格:诗的主体不同而主旨迥异,彰显诗的开放性品格;诗的情义在铺陈转换中升华,凝练成诗的人性品格;诗中的“薇”等物象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象征意蕴,寄寓着诗的拟人化品格;诗在流传中被人们盛赞、运用和模仿,已内化为中华文化和汉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了语文品格。由此,可揭橥《诗经》备受青睐、具有跨越时空魅力的内外原因。

通识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就业指导误区及对策

从通识教育视角来审视就业指导,目前存在两大认识误区,一是将就业指导狭化为求职指导,二是将重视和加强就业指导激化为职业主义。前者不利于就业指导的全面科学开展,后者以通识教育的名义否定就业指导,我们要警惕狭化,更要注意防止激化。就业指导既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沟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桥梁。应以通识教育理念引领就业指导课程改革,在建好显性课程的同时开发隐性课程,采取小班授课方式优化就业指导教学,努力提升就业指导教师通识教育能力,整合资源深入推进就业指导。

试析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制约因素及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呈现人数逐年增多但比例偏小、行业分布广但层级较低、创业原初意愿高但成功率低且规模小等特点,创新创业素质欠缺、筹资融资渠道不畅、创业公共服务滞后、政策法规体系待完善等因素制约着高校毕业生创业,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创业培训、政府专项投入与创业风险投资、降低门槛与简化手续、解决现实问题与立足未来发展等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增强高校毕业生创业意识和创业素质,强化指导与服务,建立长效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创业。

“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概念、关系及路径选择

"克己复礼为仁"内含儒家思想系统的基本范畴,是掌握孔子思想的关键。后世尤其是现当代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从未停止,且争论不断。"克己"涵盖修身、"约己"等含义,"礼"可诠释为周礼、节文乃至人性修养,"仁"可诠释为人际关系乃至内在德性、实践理性。"礼""仁"之间至少有仁先礼后、礼先仁后、仁礼统一、仁礼分疏等不同关系。"克己复礼为仁"研究属政治学、社会学抑或伦理学,争议明显,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也存在治学方法旨趣上的差异,作为内证文本的《论语》《左传》也有优劣之别。未来研究中,我们应从诠释个案出发,立足多维视域,予以综合考察。

论钱大昕的文学思想

钱大昕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其文学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钱氏提倡明体致用,文以贯道;提倡“不枝之文”,反对绮丽工巧;崇尚考据,反对不读书;强调创新,反对剿袭;主张文与行兼修。这种文学思想既表达了他本人对于文学的独特思考,也体现了汉学家文论的一般特点,从中还可以见出当时汉学家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分野。

钱大昕的小说观

钱大昕对文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非常重视和肯定,对唐传奇、明清演义等通俗小说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前者有益于正史研究,后者为社会人心之害,亟宜焚而弃之。我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深受正统学者鄙视,清王朝又实行大力禁毁通俗小说的文化政策,钱氏身为经史学家和儒家学者,终生为官治学,形成上述小说观就不难理解。它代表着经史学家、儒家学者这一类人独特的小说观,有积极合理性,也有狭隘片面性、不合理性。

以儒学为核心的书院社会教化——肖永明教授《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评介

千年历史的书院，随着清末光绪帝的一纸诏令而被宣告废止。随着西方文化鱼贯而入，国人开始厌弃以儒学为主体的古老文化，将目光转向西方文化。虽然西方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源远流长的河床，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却因此而失去家园。余英时用“游魂”来比喻失去寄身之所的现代儒学。如果说儒学是“魂”，那么书院是“体”，

论钱大昕诗歌的题材内容

钱大昕既是学识渊博、专精的学术大师,又在文学创作方面贡献突出,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为"吴中七子"之冠。他一生创作了许多不乏众人啧啧称赞的佳作,题材多样,包括大量的学问诗、时政诗、咏史诗和生活诗,将学术、国事、民生、历史、乃至亲友情谊、生活琐事、身边景物等吟咏成诗。其诗歌创作与经学研究相互渗透和融通,一一打上了汉学的烙印,开辟了学者诗歌新天地,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柳敬亭:从历史人物到戏曲人物

《桃花扇》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注意艺术虚构,虚实结合,戏剧与历史达到了完美统一。具体到柳敬亭形象的塑造,剧作者一方面使柳的说书技艺及滑稽、刚强、仁义的心性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则或移植史实,或实中写虚,或以虚写实,在请缨、入狱、归隐等情节中加入了较多的虚构成份。戏剧与历史中柳敬亭形象的异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剧作者取舍材料的匠心及其超人的史识艺胆。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的实证研究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就业观是社会资本影响就业行为及其结果的前提和关键环节,研究社会资本对就业观的影响,对于理解就业观形成机理、社会资本影响就业质量等均具有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面向毕业一年的2013届高校毕业生开展面访问卷调查,线性回归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资本存量显著影响其就业条件观、就业价值观、就业目标观、就业伦理观。实证结论对于优化就业观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高校应大力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创新就业指导的活动载体,积极引导和鼓励毕业生有效开发并辩证看待和使用社会资本。

大学生就业压力主体与高校主体压力辨析

面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作为"产品"提供者,我国高校实然承担着来自以就业为导向办学的综合压力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具体工作与条件保障的主体压力。但是,高校既非大学生就业压力的主要制造者,又非主要化解者,它只是利害攸关者,由高校承担大学生就业压力主体,不利于压力化解,也不利于其内涵式发展。高校的主体压力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人,如果政府需要高校更多地促进学生就业,就应统筹建立政府、高校、大学生、用人单位共同化解就业压力的权责分明的良性互动机制,应尽快建立高校促就业的经费补偿机制,为其新增的促就业职能提供经费保障,以此推动在高校毕业生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

高校毕业生就业应实现五个统筹

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从某一方面着力无法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促进毕业生就业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实践中做好"五个统筹",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毕业生就业、统筹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统筹人才培养与毕业生就业、统筹城乡区域就业、统筹区域使用与充分就业。

二程仁礼关系辨

仁礼关系问题是儒学的重要问题,二程对此颇为措意,全面把握他们关于仁礼关系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二程思想的开创性。二程思想虽有差异,但对于仁礼关系,二者观点总体上是统一的,即都认为仁与礼具有同根性、异质性、相成性。同根性是指仁与礼同是天理的体现,同根于人的至善之性;异质性是说仁与礼在内涵、地位和作用上有实质差异;相成性意味着仁与礼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必然要求。但因二程在气质个性、精神气象上的不同,他们在具体论证仁礼关系上也有所区别。二程对仁礼关系的辨析相互补充,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组织文化研究:大学生就业的必修课

组织文化研究有利于人职科学匹配,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中具有导向、激励、筛选等作用,高等教育应关注和传授组织文化的内涵及发展趋势、选择相应组织文化的方法、适应组织文化的途径等。组织文化不认同是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体症结,就业难的现状凸显高校组织文化教育缺失。我们应进一步明确组织文化教育的应有位置,更加注重组织文化体验实践教学,搭建组织文化展示教育平台,提高教师尤其是就业指导教师的组织文化教学能力,全面加强组织文化教育。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论语》“克己”诠释之汉宋分野:从多维视域考察

"克己复礼为仁"章是"汉学宋学之争点",求仁之要可于"克己"一言而举。"克己"诠释是理解儒学和理清汉宋论争的一把钥匙。汉学宋学"克己"诠释存在分野,宋学家释为"胜私欲",汉学家训为"修身"。汉学家就添字解经及上下文不一致等训诂问题、"私""欲"合一及"己""礼"相对等义理问题,对宋学家进行了批驳,并通过溯源,纠查其诠释谬误。从多维视域考察,宋学家"克己"解成因主要有四,即改造人心陷溺之社会现实的道德出路、建构哲学学术体系的内在需要、对抗佛道挑战的外在逼显、重义理治学方法的自然呈现。汉宋"克己"解皆有其合理性,汉宋应交融,共同促进学术繁荣。

论朱熹学术的工夫论倾向——以《论语》“为仁”诠释为中心

"克己复礼为仁"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争点,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其诠释"为仁"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之本体、境界。"克己复礼"是先前的工夫,是求"仁"之术,"仁"是后至的效果和目标,做了"克己复礼"工夫,"仁"自然水到渠成。透过这一诠释可以看到,朱熹重视工夫实践,反对空谈仁说,其学术具有明显的工夫论倾向。这种工夫论倾向,充分彰显了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揭示这一倾向,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亦不无裨益。

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诠释

朱熹对《论语》"礼"有"天理""节文""天理之节文"等三个维度的诠释。为建构理学体系和应对佛道挑战,在继承前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朱熹释"礼"为"性",发展"性即理",把"礼"诠释为"天理"。"天理"空而不实,难以囊括精细、着实工夫,中年起,朱熹对只以"理"释"礼"表示不满,强调释"礼"为"节文"。"天理""节文"诠释各有偏废,朱熹创造性地提出两全之释"天理之节文",以"天理"为根源、为体,以"节文"为表现、为用,晚年尤其注重强调和阐发此义。朱熹在继承、发扬、反省、批判中发展、完善和定型"礼"之诠释。从理学建构视角系统探究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诠释及其曲折发展,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朱子礼学、理解宋代理学。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