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讲,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联。

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

在我国历史上,虽然自皇权-官僚政治体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士与官僚相结合的进程,并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政治形态,但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最终确立,却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不仅改变了自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其商品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虽然当时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宋代商品经济无疑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坊市制度的打破,商业大都市的形成,草市、墟市的繁盛与经济型市镇的崛起,商业活动的活跃,坊郭户籍的出现,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税比重的增大,都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国家惠商政策的实行以及宋代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入世精神

宋朝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入世精神,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于国家社稷、事君不以私的忠之观念,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以及关心民生、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已突破了历史上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君主、捍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由中古延续而来的城市格局,使宋代城市面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城市经济职能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剧增和人口结构的改变,城市范围的拓展与规模的扩大,带有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娱乐活动的兴盛,都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的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试论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一)三教并行;(二)官私学盛;(三)崇尚儒雅;(四)学派林立。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正是与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分不开的。

论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士与商长期处于情感疏离、职业分隔的状态之中,但是到了宋代,士商关系开始相互渗透、相互融通,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不仅与宋朝确立的国家与商贾共利分利的经济运行模式有关,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联;宋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等级界限的松弛,则是士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宋代士商关系的变化,显露出宋代文化语境中所内涵的新的历史趋向,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历史演进至宋代,反映广大庶民百姓文化生活情调的俗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一)市民文化大为兴盛;(二)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特色出现了雅而俗化的趋势。宋代俗文化的发展,与宋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首先,社会关系的变革,庶人阶层的崛起,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为文化下移创造了条件;其次,大量的下层士人进入上流社会,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再次,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有宋一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壮大,市民文化进入蓬勃发展和日渐繁荣时期,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跻身于社会的文化系统之中。宋代市民文化的兴盛,不仅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各类文化式样的世俗化、大众化,而且使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雅而俗化的趋势,同时打破了文化娱乐活动的贵族化倾向,丰富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论宋学兴起的原因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继汉学之后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宋学的兴起 ,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 ,生产关系变迁的震荡 ;第二 ,空前繁盛的经济文化 ;第三 ,重经旨的科举考试改革 ;第四 ,宽松的文化氛围 ;第五 ,高度发达的学校教育 ;第六 ,传统经学的僵化和没落以及儒佛道三家学说的渗透和融合。

试论商品经济对宋代社会风气的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影响下,宋代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偏移:追商逐利,奢华成风,拜金主义泛滥.宋代所表现出来的这股社会思潮,固然映射出一股人性解放的时代信息,但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引导社会风气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也是我们今天观照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风气所应思考的问题之一.

论包拯崇拜的文化心理

包拯崇拜是中国古代出现的一种具有广泛社会群众基础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中华民族重道贵德、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是包拯崇拜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包拯在政治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使包拯崇拜在社会各阶层具有广泛性;以包拯为本事的文学作品所贯穿的除暴安良、善恶有报的精神,符合了人们对清平世界的心理需求,使包拯崇拜具有了深远性。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一士大夫”政治体制确立时期。这一体制的确立 ,从表层上看 ,与宋代科举制度和崇文抑武的国策直接相联 ;从深层上透视 ,它是唐末五代以来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官政治的确立 ,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 ,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 ,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 ,还是行动上 ,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略论北宋初期的士人风貌

受五代颓废士风影响 ,北宋初期士人风貌承绪了五代之遗风 ,一时难以改变。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 )因循持重 ,逊言逊行 ;(二 )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 ;(三 )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