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税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税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干扰因素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作用效果在重污染行业、享受政府研发补贴、环境税税额调整地区以及资源非富集地区更为显著。据此结论,提出深化我国环境税改革,加大政府研发补贴、依据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实施差别化环境政策。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0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模型、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地区与时期异质性。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013年政绩考核体系调整之前,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随着中央调整地方绩效考核机制,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在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治理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优于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构建财权事权匹配的分权制度,加强中央的政绩考核机制,强化环境规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的配合使用。

北京市税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1994-2020年北京市数据为基础,运用var模型对经济增长、进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与税收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和进出口总额都能够显著促进北京市税收收入增长,但长期影响效果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能够拉动北京市税收收入增加,长期内影响不显著。为此,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助推北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多种举措鼓励消费,推动税收增长。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环境规制是影响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文中选取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区域生态效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影响不同,命令强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存在单一门槛,目前尚未越过门槛值,仍然能够促进生态效率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生态效率提升但作用效果较弱。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效率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促进东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促进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抑制中部地区生态效率提升。

减税降费促进创业了吗?——基于营商环境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减税降费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23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创业的影响效应,重点研究市场主体预期、财政压力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时将营商环境这一调节因素引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确实可以提升各地区创业水平,具体表现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并对创业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政策频繁调整会削弱预期进而影响创业活力,而且减税降费举措加大本地的财政压力,也会削弱其对创业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引入营商环境之后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可调节减税降费对创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