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置一体式鼻胆胰引流管对ERCP术后并发症及护理的影响

目的探讨ERCP术中留置一体式鼻胆胰引流管对术后并发症及护理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2015年12月接受ERCP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留置一体式鼻胆胰管引流管组(A组)、普通鼻胆引流管组(B组)、未留置引流管组(C组)术后胰腺炎、高淀粉酶血症及急性胆管炎的发生率、患者的心理变化及护理满意度。结果急性胰腺炎及高淀粉酶血症的发生率,A组低于B组,B组低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急性胆管炎的发生率,B组低于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低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总体情绪紊乱程度评分,A组低于B组,B组低于C组,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配合度,A组高于B组,B组高于C组,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质量、护理态度以及护理投诉事件满意度,A组高于B组,B组高于C组,前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ERCP术中留置一体式鼻胆胰管支架能显著降低ERCP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能改善患者不良情绪,增加临床护理满意度。

善治:中国的思考——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范式

人类发展理念与全球化进程的整合产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善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必然选择。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概念内涵与变迁机制的解析

公民身份的涵义有一个古今变化的过程。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和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在历史上先后处于主导地位。两者的侧重点尽管不同,但都把国家、平等、权利、义务作为公民身份的核心内涵。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公民身份领域出现女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性公民身份等新的种类。但是,这些新型公民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传统内涵,只是在外延上进行了拓展,在内涵上进行了补充。公民身份既表现为社会的制度形态,又体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通过人们的公民身份行动而发生变迁。

胶原蛋白线在口腔种植手术切口无张力缝合中的效果及对伤口愈合时间的影响

目的探讨胶原蛋白线在口腔种植手术切口无张力缝合中的效果及对伤口愈合时间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在景洪忠华口腔诊所门诊进行牙齿种植修复术的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5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丝线编织非吸收性缝线缝合伤口,研究组采用胶原蛋白线缝合伤口,比较2组患者伤口愈合等级、缝合线吸收情况、伤口愈合时间及平整率.结果研究组的甲级愈合率为96%,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0%(P<0.05),且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低于对照组的20%(P<0.05);研究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的缝合线完全吸收率和切口平整率分别为84%、96%、100%和86%,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2%、78%、80%和68%(P<0.05)研究组的切口愈合时间以及术后3 d、5 d和7 d的疼痛视觉模拟(VAS)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胶原蛋白线在口腔种植手术切口无张力缝合的伤口愈合及术后恢复要明显优于丝线编织非吸收性缝线,胶原蛋白线可口内降解,有效提高了患者伤口愈合等级及伤口平整率,加速伤口愈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历史·理论·实证: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

概念是承载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概念”着手。综览国内外概念研究之现状,可以把概念研究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实证三种范式。历史范式体现为“概念史”范式,即通过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化来理解概念后面的历史变迁规律;理论范式或者体现在对人物思想中的概念的研究上,或者体现在对特定概念所做的系统理论构建上,旨在建立起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实证范式则体现为依托文献数据库来实现对概念的研究,旨在对概念在广袤历史时空中的变化情况形成准确的理解。三种范式均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体现了概念研究中范围精度、内容深度和理论高度等三种不同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兼采三种范式之所长,避其所短。

现代性·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

考察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历程,现代性是其学术研究的连贯课题。同时,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是围绕解放政治这一核心思想展开的,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源泉。启蒙运动以来,解放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带入一个完全解放的社会,相反,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严重的风险。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生活政治的设想,以实现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

转换与支配:吉登斯权力思想的诠释

权力是吉登斯思想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权力概念不仅是吉登斯借以沟通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基本纽带 ,还是他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视角。在分析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对立权力观的基础上 ,吉登斯以一种二重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权力观。一方面 ,他将权力视为行动者个体所具有的“转换能力” ,认为它是行动者自主性的表现 ,是人类行动的普遍特征和人之为人的基础。另一方面 ,他又将权力视为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存在的支配能力 ,认为它是行动者依赖性表现 ,是资源不对称分配带来的结果。资源是沟通权力两个方面的媒介。“控制辩证法”是权力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是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吉登斯将社会历史形态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三种类型 ,每种类型都反映了权力两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

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必须取道国民性改造的路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翻译西方citizen概念则是实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五四运动前夕,citizen在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翻译术语多元化的阶段、国家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和个人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不仅citizen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还被赋予不同的涵义。这些术语和涵义后面隐含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不同构想。citizen在当时的汉译方式表明,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

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自身无法消除的、不断强化的"自我瘫痪"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趋势系统地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福利国家是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产物,它旨在修复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调节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的负面后果。然而,福利国家的功能与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完全吻合,它抑制了资本投资的意愿,降低了劳动者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扭曲了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而又内在紧张的关系: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正是在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前行的。

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思想的比较

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是贯穿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在现代社会的双重展开催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现代分工使个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思想启蒙所唤起的人本精神则使个人自由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如何实现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成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反思和重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秉承这一问题,马克思把劳动分工与生产力、劳动异化和阶级斗争对接在一起,力图通过无产阶级运动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建立生产力高度发展与职业选择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涂尔干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社会失范和社会道德对接在一起,力图通过普遍社会道德来克服社会失范,建立个人主义与社会整合相结合的有机团结社会;韦伯则把劳动分工与理性化、袪魅和工具理性支配对接在一起,通过勾勒价值伦理迷失、工具理性支配和诸神之争的社会景象来表明个人自由的灰暗前景。通过对劳动分工的深刻分析,三大思想家展示了个人自由的三种前景:通过消除外部强制来实现个人自由;通过重构个人认知结构来实现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暗淡前景。

集体经济与村庄有效治理：基于河北省X村的分析

村庄治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如何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有研究尽管意识到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主要聚焦于村庄民主选举上,且表现出"静态"的特征。本文以河北省X村作为研究个案,探讨集体经济的不同内部要素对村庄治理所形成的不同维度和不同阶段的影响。研究发现,X村的集体经济对该村治理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在产权维度上,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为村庄有效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础;在运作维度上,集体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激励了村民对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参与;在资源维度上,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提供了资源保障。集体经济消失之后,其制度遗产对于维持村庄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廓清集体经济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找到村庄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政治学话语分析的类型、过程与层级——对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启示

话语分析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已形成明确的理论范式。在中国政治学界,话语分析方法还有待重视和加强。基于话语发生的空间、时间和层级线索,可以将话语分析划分为三种进路: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级。话语类型体现了政治权力性和知识专业性程度所导致的类型分殊,话语过程体现了话题选择、话语轮次、话语方式对话语所形成的影响,话语层级则反映了话语文本、文本流转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话语的影响。三种分析进路既体现了不同的分析旨趣,也存在着内在关联。权力、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是影响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变量。因此,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虽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但需要以理解话语分析原理作为前提。

大鼠实验性牙周炎动物模型的建立

目的 采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建立大鼠实验性牙周炎动物模型。方法 将SD大鼠 44只分为 3组 :①正常对照组 (N组 ) ;②牙龈炎组 (P组 )和③牙周炎组 (DP组 )。P组和DP组肌注醋酸强的松龙 ,丝线缝扎牙颈部 ,高糖加自身粪便水喂养。显微镜下观察牙周组织的组织学改变。结果 N组实验全过程中未见明显炎症的出现。P组实验 1周出现龈炎表现 ;4周牙龈上皮明显增生 ,结缔组织内有比 1周时更多的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牙龈指数显著增大。DP组实验 7周可观察到牙周主纤维断裂 ,破骨细胞和牙槽骨吸收 ,以及牙周袋等典型的牙周炎表现。结论 以SD大鼠为实验动物 ,采用全身因素和局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4～ 7周可以造成明显的牙周炎。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公民身份的研究范式--理论把握与本土化解释

公民身份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将西方公民身份的研究范式与本国公民身份的发展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本国公民身份时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归纳了T.H.马歇尔、迈克尔.曼和布赖恩.特纳提出的三种研究范式,分析了这些范式在研究中国公民身份问题时的局限和不足,并且在借鉴西方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公民身份的发展特点,从发展动力、发展轨迹、层级结构和发展取向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中国公民身份的四种思路。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资源、权力与国家:解读吉登斯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吉登斯被看作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他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反思和解构,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建立基础、阶级本质和发展轨迹等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解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吉登斯从资源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涵义和历史类型。在他看来,国家是一种能够对社会进行反思性监控的组织,以反思性监控能力和暴力垄断能力作为标准,国家划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三种历史类型。吉登斯的国家观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进行国家理论研究提供了某些启示意义,但其理论也难以逾越自洽性问题。

信任关系的变革——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再思考

考察吉登斯庞大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信任关系是其内在的连贯线索。在他看来,信任是个人本体安全系统的基础,是本体安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纽带,信任关系以个体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为前提。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导致信任关系也从"地域性"信任关系向"脱域性"信任关系转变。"脱域性"信任关系建立在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基础之上,它使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性反应,如"运气"态度、"实用主义"态度、"犬儒式悲观主义"态度等。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既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又体现在它对现实的警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