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谶纬界对“河图”“洛书”概念的重整——兼论“汉无河图”通说中《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位

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所谓“河图”“洛书”,均有古今之分、“本文”与“演文”之分,其中,“演文”中又有正文与解辞之分。因此在“河图篇目,已甚繁复”的时代语境下,在《河图赤伏符》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仍不妨碍汉代时儒有着“方今无河图”的公论,因为《河图赤伏符》实被划归为“为汉赤制”的孔圣所增演转述之作。“洛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图”“书”并出、“河”“洛”并言的配对关系中作为迁就方的被动性。“洛水所出丹书”与“黄河录图之书”被理解为“洛书”的一体两面,前者尚属对等,后者已见主次,遑论降格的“假驱”之说。兼之谶纬文献中的“洛书”与“河图”有较大的共通性、混同性,可以说“洛书”委实缺乏明确的自我。

谶纬、符应思潮下“封禅”体的与时因变--以《文选》“符命”类为主线

两汉时,"封禅"与"符命"实分属二体,不容混淆。《文选》将《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归于"符命",有失允当。而同为封禅体,诸文之间亦有显著的取向之别:秦《泰山刻石》恪守封禅传统,意仅在告太平;司马相如《封禅文》重在炳玄符,抑古扬今;扬雄《剧秦美新》致力渲染合符受命,尊古昭今;张纯《泰山刻石》稽核《河》《洛》天言圣语以彰赤九;班固《典引》颂扬炎汉绍尧、孔为赤制等。诸文的特质异同,以及因之而来的许多共识及异议——如相如"靡而不典"、扬雄"典而亡实"等,实则主要缘于作者、评者各自的背景制约,尤其是各个时期的符命、谶纬思潮之变化所致。

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

《汉书》中《青阳》、《朱明》、《西颢》、《玄冥》目下所署的"邹子乐",应为兼含乐辞的四章统称;《帝临》的体例虽也相近,且能联同四章形成五章歌五帝的组合,但在班固时却不隶属"邹子乐"。而《后汉书》中五郊迎气时的季夏歌《朱明》以及歌《帝临》的不同说法,其实是祭祀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所致,即先立秋十八日所歌在明帝初定时原是《朱明》,《帝临》则是后改,以顺应祭祀重心由四时渐趋五帝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