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的社会群体约定性——来自跨方言单字调辨认实验的启示

文章对声调与音高的关系提出一个“社会群体约定”的假设。该假设是指同一地域内同一语言的使用群体对音高或声调具有相同的感知模式。文章设计了三个方言实验测试同一被试群体对不同方言音高形式的敏感性,分别是母语方言感知、相似方言感知和异方言感知实验。结果证实被试仅对母语方言中范畴化的音高具有辨别能力,这种特定的音高被称为声调。他们听辨其他方言时只能采用物理音高线索判断或者利用母语经验来比较判断。更准确地说,各类单字音节在声学上蕴含了无限多的音高形式,唯心理感知产生的或范畴化的音高形式才能获得声调地位。文章结论是:声调是同一社会群体约定的范畴化音高形式。

三声调民族语的声调类型和特点

文章以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语言为主,讨论了三声调民族语的声调类型和特点。依据声调系统的调类来源将这些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典型三声调语言、类三声调语言和原三声调语言。然后以独龙语、松林话和纳木兹语为例,进行个案分析。最后总结三声调语言的声调特点,讨论“第三调”的由来,并与汉语三声调方言进行比较。

论吴语、湘语中的“浊音走廊”说和元音高化现象

就吴语和湘语研究中的"浊音走廊"和相似的元音高化链移现象提出不同观点。"浊音走廊"的解释具有局限性:"浊音走廊"的分布是十分有限的;吴语和湘语的浊音是有差异的;其存在仅仅是共享存古的反映,可能是由于早期接触造成的。元音高化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模韵的裂化是一种条件音变;侯韵前高化是受南迁移民的影响;元音高化链移现象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普遍音变现象。故"浊音走廊"和元音高化现象并不是吴湘曾经构成过原始共同语言的直接证据。

洞雷侗语单音节词声调的语音描写——兼论侗语次阴调的声学性质

本文采用声调增长曲线分析法和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法,分别对洞雷侗语单音节词声调音高、时长和发声态进行了统计分析,深度探究其声调格局及次阴调的语音特点。研究结果说明,洞雷侗语共有13个单音节声调,其中平调3个、升调2个,降调7个,升降调1个。相对于全阴调而言,洞雷侗语所有独立的次阴调具有斜率更大的声调曲线。此外,只有短入次阴调的起始阶段具有更高的气化程度,在声学上体现为更高的H1*-A1*值和更低的CPP值。本文还讨论了洞雷侗语舒声和入声的调值对应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声调演变机制。

再论方言入声调值的“阴低阳高”现象

文章尝试对方言入声调值的“阴低阳高”现象提出新的解释.文章以闽方言、客赣方言、晋方言、江淮官话的入声“阴低阳高”材料为例,归纳了各方言阴、阳入调的共性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入声音节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阴低阳高”的演变机制,最后阐释了入声“阴低阳高”调值特征从单字调扩散至连读调的过程.

再论长沙话双音节韵律词的轻音中和调

长沙话的左重韵律结构下的轻音音节产生了中和调现象。以双音节韵律词为例,末音节的中和调具有独特的声学特征和音系特征。经过实地调查和录音采样,最终的分析结果显示,除[21]之外,长沙话的轻音中和调都是短平调,如[33]、[44]和[55]。尽管听感较为"轻短",但平调特征明显。从音系的角度来说,轻音中和调的音高一般与原调的起点或终点音高相关。具体来说,中和调的音高与升调的终点音高、降调的起点音高一致。长沙话的轻音中和调产生的原因是单一韵素的声调承载力有限,这和北京话轻声的"失调"特征有明显的区别。

粤语的同义多调字及其成因

同义多调字指一个汉字可读两个或多个不同声调而意思并无变化。关于同义多调字的成因,学界的解释多种多样,没有一个统一阐释的理论。本文列述了前贤有关粤语同义多调字产生的诸多原因——音变分化、古调继承、口语(词)造字、偏旁误读等,其中重要观点是音段音变(清浊声母、不同类型的韵尾等)导致音高变化并对应形成不同声调。系统地看,决定声调成为辨义单位的关键因素是母语社会群体的范畴化感知和社会约定。语音时刻在变,如果某字音高变化接近另一声调音高并在独立状态维持的时间够长,社会群体就可能对其重新约定,从而造成一个字拥有两种或多种声调的现象。这就是声调的本质,即声调是社会群体通过范畴化感知对音高形式的约定,而多调字是社会群体对音高变化感知进行多次约定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