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先：以产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朝先近期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现实地看,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高、盈利水平下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处于中低端环节等,这些问题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有关。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比重高但效率不高,同样面临着有效提升发展水平的挑战。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生产力跃迁与工业革命同频共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最新的生产力跃迁产生了新质生产力,即创新驱动的新型生产力。从历史来看,每一次生产力跃迁都推动了产业变革和产业体系形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新质生产力兴起,必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极其重要的驱动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下,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要素体系、产业功能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效应、组织重塑效应、要素提升效应、补链强链效应、筑基强基效应等不断夯实和优化产业结构体系、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要素体系、产业功能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不断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建设。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应以向“内”、向“实”、向“数”、向“绿”、向“前”为主攻方向。为此提出加强基础研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培养劳动者人才队伍、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等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里程碑式进步

近年来,中国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取得里程碑式进步。在要素禀赋结构方面,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实现大幅度跃迁,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型实现质的跃迁,新型基础设施规模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在关键前沿技术研发方面,5G、深海、航天、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新兴高端产品生产方面,实现新产品和智能产品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在产业结构变迁方面,中国经济已进入服务业主导发展阶段,同时服务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提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一二三产业融合、数实融合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规模和渗透率快速增长,“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正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已初步建立起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产品生产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可再生能源发电已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在产业国际化方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主导产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产业国际化逐渐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跨越式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与路径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可以概括为:拓展农村产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增加产品(服务)供给;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产品(服务)价格;稳定生产预期和畅通销售渠道,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展乡村产业生态系统。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农业+”,这是基于农村主体产业即农业为出发点,经过数字经济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赋能”,农业生产发生质的飞跃,农业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二是“数字+”,这是以数字经济为出发点,通过数字经济广泛作用于乡村产业,从“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从“横向”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环保等产业融合,并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实现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并提出对策建议。

新基建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与优先策略

面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大命题,基于文献梳理并结合建设实践,对新基建和实体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构建新基建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两个维度,阐释新基建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成逻辑:数字、融合、创新三类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的底层支撑、核心内容、发展动能,分别具有增强市场匹配能力、革新传统生产系统、打造创新链条三项直观机理效应,同时,还具有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供数智化转型范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项底层机理效应。进言之,新基建通过动力转换、质量变革、结构升级、效率提升、环境优化等五条实践路径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新基建赋能效用在建设端、产业端、治理端、环境端仍存在一定问题,文本提出针对性策略:统筹全局长期建设、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加强协同创新、促进数实融合;加快法律规范制定、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多维度保障发展安全。

我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

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当前我国较为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测度思路和方法,基于相关贸易数据,对我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行实际测度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主要的问题不仅来自表层的国际供应链是否有保障,而且源于中间层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偏弱,更深层次源于价值链掌控能力和产品盈利能力更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医药产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主要有:各国均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剧“脱钩”风险;发达国家推进“去中国化”,未来存在“断链”风险;国内药企实力欠佳,抵抗外部风险冲击能力弱;国内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依赖外国。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应从推进医药产业领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夯实本土产业链供应链根植性,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全面提升我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从工业互联网到工业智联网: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对策

工业智联网具有推动国民经济结构性变革和社会工程系统转型的巨大潜力。在回顾从工业互联网到工业智联网的纵向概念衍化历程基础上,提炼工业智联网的多层内涵,并在横向框架下分析其赋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作用。当前,全球工业智联网正处于技术加速孵化、应用场景拓展、规模化扩张的关键时期。美中日德四国具有一定先发优势;技术创新主要面向核心赋能能力与工程化应用两大方向;新环节、新流程、新主体不断涌现;技术标准与发展安全更加受到重视。我国在工业智联网实践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协同不断深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但同时还存在着关键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部分产业赋能陷入瓶颈、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多维安全保障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为促进工业智联网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工业智联网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助推构建与赋能提升作用,应当健全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打破协同创新壁垒;发挥应用体量数据场景优势,释放产业发展潜力;构建完善专业人才供需系统,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标准建设产业链安全体系,确保产业全面安全。

深化国际合作 提升关键矿产海外供应保障能力

能源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不可一蹴而就,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安全可靠的新能源体系上。纵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措施,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是必经之路,新能源产业成为各国争抢发展先机的重要阵地。当前,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2022年我国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出现近年来的首次下降,但制造储能电池、太阳能板、电网、电解储氢槽等低碳产品所需的锂.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十年成就与未来展望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硬联通”为数字丝路建设持续筑基;相关制度建设持续推进,“软联通”为数字丝路建设保驾护航;“丝路电商”蓬勃发展,为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数字惠民”项目持续增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数字机遇”,助力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未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与合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治理,增强数字规则共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大力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与机制创新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我国环保产业发挥更大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关键问题。尽管环保产业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方式正逐步形成,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渠道单一、效益低下、机制不活等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机制不活,其他问题是由机制不活产生的。一方面,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存在巨大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大量的社会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因此,解决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进入,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认为,创新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目标是形成一个多元、绿色、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从而为绿色投资提供足够的市场激励,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是"推力"和"引力"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推力"包括社会推力和政府推力,"引力"包括政府引力和市场引力。创新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任务包括投融资模式创新和绿色金融创新两大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力度,提高政府投入资金引导能力;大力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大力推行PPP投融资模式,提高模式适配性;不断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丰富环保产业投融资工具。

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

本文对新基建的概念、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一带一路"新基建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认为新基建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了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新基建进展情况的基础上,阐释了中国新基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三条基本路径。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有:受技术、人才、投融资、东道国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制约,海外新基建应用场景有限;国内外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现结构性失衡,海外新基建与国内新基建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某些国家的"掣肘"如"长臂管辖""蓝点网络"计划等,对中国"一带一路"新基建构成威胁。最后就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底层技术支撑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健全融资支持体系等提出了强化新基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国际产能合作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在多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合作规模迅速扩大,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走出去"的产业既有我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又有新兴产业。在国有企业主导产能合作的同时,民营企业也不甘示弱、蓬勃发展。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规模小、难点多、风险大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解决。根据产业互补指数测算,未来中国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广阔的产能合作空间。为促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持续深入发展,需要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三方面的积极性并形成合力,本文从建立和完善产能合作体制机制与支持服务体系、实施本土化策略、创新商业运行模式、培养和延揽国际化人才、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

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不少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产量甚至比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还要多。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人均规模甚至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我国制造业发展还存在技术落后、产能过剩、资源利用效率低、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利润持续走低、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等诸多问题。未来30年,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从大到强"。"中国制造2025"是促进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转变的一次尝试和努力,是第一个专门规划。"中国制造2025"也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产物,就其文本内容而言,可以概括为"11223410"规划,即"一个使命、一条主线、两大方向、两大任务、三大愿景、四大转型和十大领域"。要使"中国制造2025"规划达到预期实施效果,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经济基础设施、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动态调整重点技术与领域目录、弘扬"工匠精神"加强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借鉴国际经验。我国要从制造业"第三方阵"位移到"第一方阵",仅靠"中国制造2025"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35"、"中国制造2045"等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到本世纪中叶,使我国跻身到制造业"第一方阵"中,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

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差距与对策

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家战略性、先导性、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也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新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启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肇端,信息基础设施开始纳入各国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范畴,中国也及时启动了以“三金”工程为代表的国家信息化示范工程。本文阐述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定位与性质,回顾总结了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的通信基础网络建设时期、21世纪头十年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以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分析了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与差距,主要是:中国宽带普及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服务能力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竞争优势突出,但空间与海底设施能力还有较大差距;中国高度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但面临技术短板制约。最后,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社会资本参与力度、强化以“用”促“建”、提升信息网络治理水平等角度提出了高质量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

碳排放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评估各种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程度对于抓住其中的关键因素,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的碳排放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技术,对中国1995-2007年的碳排放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张是中国碳排放继续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产业结构或者地区结构的变化、传统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有限,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国碳减排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短时间内,在产业内部推进产业内升级,特别是工艺创新和工艺升级等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行选择;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碳排放情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首先从高耗能工业产品碳排放达峰情况和最近20年工业领域碳排放变动状况两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工业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去工业化"、两次石油危机爆发等多方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多数高耗能工业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即达到了碳排放峰值;(2)从最近20年主要发达国家工业领域碳排放变动状况来看,呈现出总量减排、结构依存等典型特征。发达国家工业领域碳排放变化情况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碳排放峰值出现及维持时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和工业碳减排潜力等方面给出了对我国相应的启示。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产业融合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和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趋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化和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有3条实现途径:(1)先进制造业服务化;(2)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3)双向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生态系统。并从这3个方面对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度量。当前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效益不明显;制造业“大而不强”,沿价值链攀升和融合发展能力不足;服务业“自我循环”,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平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针对当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

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两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供求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联合行动。产能合作可有两个渠道进行：既可以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也可以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可见,我国提出的产能合作超越了传统的资本输出,它既是商品输出,也是资本输出。不过,流行的产能合作主要指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