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禁止合作”机制之再完善

2015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引入了“禁止合作”机制,禁止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与某些兴奋剂违规的辅助人员合作。运用规范分析、案例研究等法教义学方法,发现在实践中该机制的适用率极低,而且即使经过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修改,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法律解释学方法以及法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相关条款应当进行再完善,必须规定“合作”的一般定义;恢复反兴奋剂组织对运动员的告知义务;采取更加公平的方式确定辅助人员被取消资格的期限。

CAS奥运会特别仲裁临时措施实践缺陷之批判

临时措施是一项程序性救济制度,鉴于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奥运会特别仲裁临时措施的特殊性,以CAS特别仲裁分院审理的奥运会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AS仲裁庭通常拒绝授予临时措施,这种保守实践虽基本上是规则正常适用的结果,但“司法”实践的可解释性并不能消解“立法”实践的不合理性;CAS仲裁规则中对临时措施规则的严格规定导致裁决结果引发争议,反映出临时措施的规则本身也具有保守性。同时,CAS部分仲裁庭超越临时措施的适用范围,误用了临时措施审理兴奋剂违规临时停赛案件,对体育规则进行了改写。保守实践与误用实践均有损CAS的权威,不利于实现临时措施制度倾斜保护申请人的目的,还会异化CAS临时措施制度的程序性质。

奥运会特别仲裁机制司法化趋势探讨

作为体育领域的特殊仲裁制度,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机制在很多方面已经脱离了传统商事仲裁的一般属性,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些类似于司法机制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奥运会特别仲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尤其在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对于奥运会法律制度乃至国际体育法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对传统仲裁制度某些根本属性的颠覆和背离,也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同时,这种发展趋势也会对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以及整个体育体制的发展产生相应影响。

普通法系国家体育法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对若干体育法学著作的考察

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考察普通法系国家体育法著作的概况,具体分析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若干体育法著作的主要内容。研究认为,普通法系国家的体育法学研究高度关注体育领域竞争法和劳动法的适用问题;在研究对象上重视对体育行会规章制度的探讨;在方法论上以问题为中心,强调对判例的研究。英美法系国家的体育法学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基本研究框架,并具有自己的特色。

体育纠纷的法律解决——国际体育界若干著名案例探讨

一、博斯曼案件 (一)案件的事实与经过 冉马克·博斯曼(Jean-Marc Bosman)是一名比利时足球运动员.1990年,在他与比利时列日队俱乐部(SA Royal FootballClub of Liege)的服役合同即将届满之际,列日队俱乐部给他开出续约的新合同.

多输入多输出有界变时滞非线性系统的绝对稳定性判据

以时滞反馈控制系统为背景 ,通过建立Liapunov Razumikhin函数来分析多输入多输出变时滞系统零解的绝对稳定性 ,通过对时滞界估计来达到系统零解的绝对稳定性判定。

论国际奥委会对国家奥委会的处罚——从印度奥委会资格被停事件谈起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有权力对国家奥委会做出暂停或开除会籍的处罚决定,但是现行规定明显偏向于国际奥委会的权力行使,而忽视了国家奥委会的权利保护。印度国家奥委会会籍遭到暂停是目前的最新实例,国际奥委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对国家奥委会的处罚权力应当有所规范,国家奥委会享有的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需要得到保障,处罚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应当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处理。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仲裁制度

随着兴奋剂纠纷的增多,如何来解决、用何种方式来解决因兴奋剂引起的纠纷,从而达到既能打击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又能有效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要任务。但是,有关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甚多,有的甚至相互冲突,怎样来协调个中规定,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仲裁制度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奥运会特别仲裁管辖权问题探讨

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对发生在奥运会期间的或者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具有广泛的、排他性的管辖权,其依据是《奥林匹克宪章》原74条(现第59条)的规定,奥运会参赛报名表上的强制仲裁条款并非当事人申请仲裁的必要条件。从CAS奥运会特别仲裁的实践情况来看,管辖权的行使受到时间与同奥运会的关联性两个方面的限制:争议一般要求是发生于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开幕式前10天;争议必须直接影响到奥运会的举办和赛事的进行。CAS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对各体育组织的决定提起的上诉。

足球运动与欧盟法律

博斯曼案件在加快欧盟足球法律化进程的同时 ,亦加剧了足球运动传统的制度和规则与欧盟法律的冲突 ,欧盟现已提出了指导体育法律实践的基本原则 ,但该原则在欧盟范围内足球界转会问题、队员与球队的国籍问题、关联俱乐部球队之间的比赛问题以及电视转播权问题等等 ,还有待实践检验。欧盟足球运动必须接受欧盟法律的指引 ,但有关方面同时在具体法律实践中也必须考虑到足球运动的特殊规律。

法律视野下竞技体育的概念——以美国法律实践为视角

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使其与侵权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竞技体育运动所具有的特殊性迫切要求对竞技体育的概念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界定。中国目前对竞技体育的概念还没有具体的成文法规定,这已不能适应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现状。美国在该方面已有了相当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其经验从正反两个侧面表明,竞技体育概念和结构的细化应以使得法律在实施上具有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这为我国竞技体育法律概念的完善带来了启示,即既要明确其构成要素和精神内涵,还要对其进行适当分类。

国际体育仲裁院体育仲裁制度评述

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纠纷的有效方式之一。国际奥委会建立的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及体育仲裁院是世界著名的体育仲裁机构。本文对体育仲裁院的体育仲裁机制的产生历史 ,体育仲裁院的独立性 ,体育仲裁院仲裁机构之组成及其职能等问题进行了述评 ,并分析了体育仲裁院解决体育纠纷存在的优势以及中国对该机构之利用问题。

单饱和输入下二阶控制系统零解全局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

分析了单饱和输入下控制系统的相空间分布规律并给出了具体的饱和输入下非线性控制系统的空间结构 .通过给出的空间结构与饱和输入下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关系定义了不同于一般意义下的非线性系统的平衡点 ,并且对新平衡点进行了分类 .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二阶单饱和输入下控制系统零解全局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 ,同时也给出了二阶单饱和输入下控制系统闭合轨迹存在与否的判别条件 .

国际体育仲裁机制的制度缺陷与改革路径——以佩希施泰因案件为视角

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就佩希施泰因案件的二审裁决,严重质疑了体育仲裁院(CAS)设置的中立性与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对整个国际体育仲裁机制提出挑战,且这一质疑不会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改判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对CAS的支持而消失。CAS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改革:改进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的人员组成及CAS仲裁员大名单人员的来源;改进CAS上诉仲裁庭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选任方式;加强仲裁程序的改革;放宽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国家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

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是国际体育界反兴奋剂斗争的纲领性规则文件,新修订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已于2019年11月在第5次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强调反兴奋剂斗争的目的是维护健康价值以及保护运动员的权利,增设《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规则》;将《技术文件》增列至世界反兴奋剂主要规则体系中;设立新的兴奋剂违规类型——阻挠报复举报行为;新增对社会毒品的单独规定;增设受保护人员、业余运动员2类主体;新增“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明确肯定“认罪协议”制度;删除“故意”构成要件中的“作弊”要素;修订“赛内”的定义;提高对公平听证的要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积极参与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订的意见征集工作。中国参照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了全新的《反兴奋剂规则》。

运动员诉权保障与《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佩希施泰因案件述评

欧洲人权法院对德国运动员佩希施泰因案件的判决,确认了《欧洲人权公约》对强制性的体育仲裁必须进行适用,公约第6.1条要求国际体育仲裁院对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同时判决确认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是独立和公正的审判机关。然而,从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的人员组成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大名单上的人员构成来看,体育组织能够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施加影响,使得具体仲裁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欧洲人权法院持异议意见的法官的裁决更有说服力。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否是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也存在疑问。尽管国际体育仲裁院所在的国家瑞士政府赢得了在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的基本胜利,但国际体育仲裁院必须坚持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体育纠纷最高裁决机构。

民商事仲裁制度: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之妥协

民商事仲裁制度的私法自治属性及其发展历程都反映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种妥协是现代社会法治思想的要求之一 。

运动员兴奋剂违纪重大过错的认定——以莎拉波娃案为例

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认定俄罗斯著名运动员莎拉波娃的兴奋剂违纪行为并非故意,且不构成重大过错,将她的禁赛期由2年减缩到15个月。但该案的裁决存在若干问题。运动员在没有医药专业背景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自行核对兴奋剂禁用清单存在重大风险。适用于马术案件的"委托理论"对其他体育项目内的兴奋剂案件并不合适,代理人的错误应当由运动员本人承担责任。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时故意隐瞒自己的药物使用情况可能构成重大过错的证据之一。由于运动员有义务知悉禁用清单的内容,体育组织未能即时告知禁用清单新修订的情况并不能减轻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过错。违禁物质的代谢时间长可能会对判断运动员的过错程度产生影响。在认定运动员兴奋剂违纪的故意时,以客观主义的解释方法代替主观主义的解释方法,来分析运动员对兴奋剂违纪高风险的认知程度,更有利于打击兴奋剂违纪行为。

在状态阵可交换下单输入饱和系统的平衡点的判别

首先引入了饱和系统平衡点的分类。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单饱和输入下 ,开环 ,闭环均稳定或其一稳定时的平衡点的分布规律及判别准则 ;最后指出 ,当原点全局渐近稳定时 ,其余非零稳定平衡点均为伪平衡点的必要性。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辨析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规定了强制性的体育仲裁条款,运动员必须承诺遵守该仲裁条款,才能参加相关赛事。从仲裁协议所要求的协商一致的同意要素来看,这种强制仲裁条款存在效力瑕疵。但出于维护体育自治以及高效解决体育纠纷的考虑,各国法院都不会轻易否定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然而,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在佩希施泰因案中,对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合法性的重大危机。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社会合法性强于其规范合法性。可以考虑在兴奋剂领域变革意定体育仲裁为法定体育仲裁,或者至少在仲裁条款形式上进行改进,使体育强制仲裁条款能够清楚地为运动员所知悉和理解。根据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机制的支持态度,中国法院会承认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